[50字]体验传统文化写实记录集聚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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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传统文化写实记录50字1

一、强调“入世”，重视现实。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活动一般说有两个方面：“超然”和“参与”。借中国古人之语大致可区分为“出世”与“入世”。谈到“出世”，人们随即会想到道家与隐士，他们远遁乡野山林，不问世事，与世无争。而儒家提倡“入世”，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主张“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认”，以“平治天下”为“舍我其谁”之重责。儒家讲究“济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不象道家思想消极避世。这种积极参与的思想在当今也应予以提倡。试想：如果大家都不问世事，贪图享乐，只顾自己，胸无大志，得过且过，那么，中国还会有希望吗?儒学不以彼岸世界为归宿，而以治理好人的现实生活为目标。因此我们应满腔热忱地积极投身于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

二、追求理想，奋发向上。

中华民族是个富有理想的民族，中国的历史是整个中华民族不断为理想而奋斗的历史。理想主义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特点。统观中国历史，“大同世界”、“天下太平”，便是我们民族一直追求的理想目标。早在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中就已描绘了理想的“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理想便是对社会和谐太平的追求，它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历史上多有皇帝以“太平”为年号;农民起义亦常以追求太平为号召。洪秀全的农民政权还颁布了一个大同社会的实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著《大同书》;孙中山先生本着“天下为公”的精神，提出了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这种理想主义传统说明了中华民族对合理社会的孜孜不懈的追求。一次次的农民起义和变法改良都是追求理想的行动。这些都表现了中华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当然，历史上的理想主义具有空想性质，但无论如何，这种大同理想一直激励着整个民族奋发向上，不断进取，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作用。

新时期我党制定了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目标。第一步、第二步已经实现，现在已在为实现第三步目标而努力奋斗。这是一个经过科学预测的现实的目标。我们应该为实现这一理想目标而努力工作。

三、自强不息，百折不挠。

一个人胸有大志，自信正确，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努力追求，始终不渝，藐视困难。受挫益坚，这种令人赞美的性格，正是一种阳刚之美。历史上多少不畏艰险、向邪恶势力作斗争的人，多少为探求真理而英勇献身的人，多少为了民族利益而英勇捐躯的人，在他们身上都体现出一种坚守信念，自强不息，一往无前的阳刚之美。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的孔子就具有这种阳刚之美。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孔子在花甲之年毅然携徒到各国去推行自己的主张，出访求仕。他不但风尘仆仆，长途奔波，餐风饮露，旷野为家。有时还受人讥讽，被人围困，险遭戕害。尤其陈蔡被围，又绝粮，很多人都病了，孔子仍“弦歌不衰”。孔子的这些表现，正如他自己所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孔子的一生，都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为了达到自己的理想，他首先是费尽心力，在国内积极争得权利，推行自己的主张。当自己受到排挤，在鲁国抱负不得施展时，又辞官外出，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主张。待这一做法碰壁后，又著书立说，培养弟子，让自己的后继者完成自己的未竟事业。真正是为达目的，百折不挠。这正是儒学所强调的自强不息的精神。

当今社会，频率快，人的压力大。许多人心理脆弱，禁不起压力与挫折。我们应该向孔子学习，拥有象天空一样广阔的胸怀，为实现理想，自强不息，百折不挠。

四、提倡修养，培植盛德。

儒家强调奋发有为，主张积极入世，更主张一个人要时时准备好入世的条件。这就要加强道德修养，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并以圣人为人格的最高标准。儒家所推崇的圣人，是指道德境界最高尚的人。在儒家看来，道德是人和动物的最根本区别。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儒家所赞美的“仁人”、“圣人”，就是指那些道德高尚的人，又称为“君子”。一个人要达到“君子”的水平，就要加强自身的修养。“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主动培植自己的道德水平，检查自己的不足，向道德高的贤者学习。君子要心胸坦荡，要正直不佞，反对“巧言令色”，知错就改，反对文过饰非。为人应自知、自省，对己严，对人宽。君子不可须臾离开仁德，哪怕是仓促匆忙之际、颠沛流连之时。儒家提倡自我修养的目的是使人成为君子，从政治国，实现理想，以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更应提倡加强道德修养，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方面。

五、坚持正义，热爱祖国。

儒家文化强调“义以为上”、“杀身成仁”，这种为坚持正义，敢于牺牲个人一切的精神，时时激励着人们。孟子认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大丈夫当立志以仁，处事以礼，践行以义，百折不挠。身家性命固然可贵，为了正义尽可抛。这就是孔子“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真谛，也是孟子”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的演绎结果。

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浩然之气”伟大无比，刚强无尚，是由正义的经常积蓄而产生的。历史上的正直之士，正都是凭着一股“浩然之气”来伸张正义、抨击邪恶，充分表现出他们的道德力量。许许多多仁人志士，同时是爱国主义的典范。他们为社会进步、为维护民族独立作出了贡献。

坚持正义、刚直不恶的传统美德在今天还值得大力提倡。当今社会，还存在种种邪恶势力。面对这种势力，我们决不能麻木不仁，不管不问，更不能同流合污。我们应该发扬刚直不阿的精神，拿出勇气，坚定立场，不屈服、不妥协，以浩然正气来压灭一切邪恶东西，纯洁我们的社会，爱我们的民族，爱我们的国家。

六、敬老爱幼，尊师重教。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儒家伦理十分强调敬老爱幼。自孔子始，孝德便被当作是“仁之本”。认为“百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论语》中就已表明：“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宣扬儒家伦理思想的《二十四孝》中有这样一些典型的事例。如：年已七十的老莱子为使其父母欢欣，身着五彩衣，做小儿游戏舞蹈，还装作幼儿行路不稳而跌到在地，以博取双亲一笑。这个事例意在说明，在父母面前永远要做孝子。扇枕温衾则是幼而尽孝的例子，九岁的黄香就能在夏日暑热时为父亲扇凉床枕，在冬天寒冷之日用身体为父亲暖被，实非一般幼童所能为。

儒家敬老慈幼的道德规范，深深扎根在中国古代宗法社会中，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美德。我们不能丢失这一美德。

儒家学说的中心主张是“礼”和“仁”。当然，他们所讲的尊卑秩序、三纲五常，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所讲的“仁”也是讲统治者实行仁政，有利统治。中华民族号称礼仪之邦，这与正统儒学提倡“礼”和“仁”有极大关系，尊师重教就是这种礼仪制度的一个方面。儒家所称“天地君亲师”。把师的地位提得很高，并宣称“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孔子就被誉为“万世师表”、“至圣先师”。他就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提倡尊师重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当今社会，我们虽反对上下尊卑，三纲五常，但人人相亲相爱、文明礼貌、尊师重教、永远是值得传颂和弘扬的传统美德。

七、节俭不奢，清心寡欲。

节俭之德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过程中一直表现出的美德。儒家大力提倡节俭。依传统观念来看，生活节俭既能使人克服经济困难，还能使人成就事业，更能使人志于道德追求，助于人格完善。诸葛亮有句名言：“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大学问家司马光说：“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明末清初的名儒朱柏庐说：“一粥一饮，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唯艰”。这些说法都体现出“成由勤俭破由奢”的观念。提倡节俭，要控制自己的欲望。古语云：“欲如水，不遏则滔天”。

一个人、一个社会，如果要想生存发展，就必须有所积累，如果“今朝有酒今朝醉”，那便是不顾个人和社会的未来，必有悲惨的结局。我们应当发扬节俭之德。当然，诸如“会赚不如会省”之类的观念应当摒弃，既当讲“节流”，也当强调“掘源”。

儒家思想所反映的传统美德遗产中，还有许多优秀方面，在此不一一列举，当然，儒家思想中也含有大量封建性的糟粕，还存在严重的缺点：它没有肯定“思想自由”的必要，没有强调对于自然界的研究，重义轻利。因此，儒学内部缺少走向近代文明的充足契机。因此，我们应矫正儒学的偏失，发扬其优秀的方面，为现实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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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年画、鞭炮和祭祖活动了无影踪，中国人最传统的新年文化似乎已逐渐被一次年夜饭、一台春晚和几条拜年的短信所取代。然而，安静的新年只是中国传统文化流失的一个表现。当韩国的端午祭申遗成功，当我们内蒙古族的马头琴成为蒙古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成影戏成了印度尼西亚的“传统”，当埃及和韩国在争夺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权时，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在情人节的玫瑰和圣诞节的铃声中觉醒。我们应当重新回顾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那昔日的辉煌为什么如此轻易的被我们遗忘?那些正在一日日流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断章取义、曲解传统思想是谬误产生的一大原因。某些政府官员在阐述执政理念时公然打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口号，认为控制民众舆论，堵住民众之口是重中之重，于是拒绝民众批评意见，粉饰工作失误。君不见，某些部门在此种方针的指引下，百姓不敢建言献策，信访局门口成批上访者被黑心执政者以“维稳”为由遣送回家。这句话本出自《国语》，原文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本意是劝谏执政者要重视民意，切勿阻止人民的批评之声，否则后果严重，并非“堵住百姓之口比治理河流还重要”。愚昧的执政者恰恰把古人的观点翻转，倒行逆施，令百姓遭殃。

李商隐有名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中小学生作文乃至不少报刊杂志中，这句话被用来赞颂人民教师的无私奉献。赞美教师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铺天盖地地频繁使用在学生心中埋下根深蒂固的观念：李商隐的这句诗只能被用来歌颂教师。殊不知原诗的意境与教师风马牛不相及，“春蚕”一句紧接“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含一语双关之意，丝与思谐音，表达着诗人对心上人的思念，而蜡炬的意象与人流泪相似，传递出诗人因思念而心力交瘁的状态。因此，这一句的最正确用法是形容思念，与原诗最为贴切。中学生写牵挂亲人，怀念故土的文章时皆可借用此诗句，事实情况却是鲜有出现，可见以讹传讹地误解古语抑制了年轻作者的发挥。

凡事有利必有弊，在古人思想中优秀的固然比比皆是，思想糟粕亦不少，人们如果不假思索地乱用，无异于让古人的谬误与自己的歪理叠加，错上加错。儒家思想中有“三纲五常”，其中“五常”为仁、义、礼、智、信，属于中华传统优良品质，值得我们代代相传。相比之下，“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由于时代的局限，在自由民主的今天则显得格格不入。在小部分家庭中，大男子主义的丈夫一心要凌驾于妻子之上，自恃为一家之主，处处专制独裁，美其名曰遵循中华传统的纲常之道，结果往往是导致妻子不堪重负，情感破裂。

郁达夫在纪念鲁迅的一文中说：“一个没有伟大人物的民族是可怜的民族;而一个有了伟大人物却不知用正确的方法去敬畏去纪念去珍惜的民族，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我想改用这句话煞尾：“一个没有悠久文化的民族是可怜的民族;而一个有了悠久文化却不知用正确的方法去珍惜去传承去发扬的民族，也是一个没有活力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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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所谓生死观，顾名思义，主要指对于生与死的基本看法，其中包括：如何看待生命、人到底为什么活着、生命的意义何在以及如何看待生命进程中必定会降临的死亡等一系列问题。人生在世，无论贫富贵贱，不管职位高低，也不论年龄大小，生死问题是谁都无法逃避的[①]。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高新技术日益更新换代。近年来，尤其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世界的历史在发展上出现了飞跃，科技越来越发达，物质文明越来越进步，近一个世纪以来，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远远超过了所有这之前人类史上所创造的物质价值。过去人的梦想甚至是幻想，在科学发展的今天，被一个个实现了，古代神话中的“千里眼”、“顺风耳”，甚至传说中的“常娥奔月”在现在看来都早已不足为奇。宇宙之迷被一个一个地**掉了，理性与科学似乎成了万能。

科技使人类获得了自己所想要得到的，人类俨然就成了世上的神，然而，人类事实上还并非是神，而万能也不等于是全能，当人面对自身的问题——人类的生与死的问题时，科学却丧失了自身强大的威力，一向以“理性动物”自命的人类，终究摆脱不了“动物性”的局限，生来便陷入了智慧与愚昧的矛盾的困扰之中。

生死问题关系到每一个人最切身、最根本的利益，对它的解答是人们决定人生态度、人生目标，建立人生观、价值观的基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死之迷的**较之衣食住行条件的改善等现实问题，显得更为现实，更为重要。

其实，早在人类文明发韧的初始，人类就受到了生与死的问题的侵扰，按《圣经》上的记载，人类史上第一个死去的人——亚伯尔，成了第一代人类的困惑，人类自古就在不断追问人的生来死去：人的生命究竟渊源于何处?人是一死永灭还是有来生后世?任何人，从原始人到现代人，不论帝王将相抑或平民百姓，也不论英雄领袖还是江洋大盗，只要他理智健全，无不有各自对生死问题的答案，即使有人并不承认思考过这个问题，但生与死的问题必定在他的潜意识中萦绕盘桓过。人类的老祖先们打起初就开始了对生死之迷的**，也提出了广为当时社会所接受的答案。然而，问题并没有因此而解决，毕竟没有人带着记忆从生前来到这个世界，也没有在死亡后又重返世界。总之，人类拿不出直接自明的证据证明人生前死后的状况。因此，生死之迷便成了人类文明征途中一道无法逾越的洪沟，而现代人所崇尚的、冠以“万能”的科学，在研究科学的研究者时，显得是如此的软弱无力。

关于生与死，中国古代的先辈们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虽然这些观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的生死问题，但在中国历代以来，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于时至今日，中国人仍在骨子里接受着这些观念。在这个科学巨人与道德侏儒比例严重失调的社会，人类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也在逐步滑坡，或许，只有生与死的警示才能重新唤醒人类内在的道德意识。本文立足于中国古代儒释道三家的生死观，试图通过对中国古人关于生死之认识的剖析，来探寻生命的意义，以期唤醒人们对生死的意识。

一、敬始、慎终、追远，追求道德超越，提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儒家生死观

数千年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主导。虽然从先秦至今，历朝统治者对待儒家所采取的态度各不相同，但儒家文化却无疑深深地渗透于每一个朝代，贯穿了整个中国的思想、文化史，指导着甚至制约着历代统治阶级与被统治的思、言、行、为。

众所周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在历史上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这一事件为儒家来说无疑于一次毁灭性的灾难，表面看来，儒家学派和儒家思想在秦朝似乎没有了活动的市场。然而，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焚书坑儒”只是秦始皇执行法家中央集权政治的一种必然结果，秦朝的“焚书”与“坑儒”，其直接目的是在限制儒生，使其就范，而并非要消灭儒家，相反，作为新的空前统一的封建帝国的统治者，秦始皇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这就需要他必须利用各学派中他视为合理的因素为其统治思想服务，而孔子的忠、孝、节、义思想为当时的统治是再适宜不过的了。因此，儒家思想在秦代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②]。到了汉代，一向自认“以马上得天下”而鄙视一切儒生的汉高祖刘邦，到后来也不得不改用儒家的礼仪建立汉朝的统治秩序，而至汉武帝时，大儒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进一步奠定了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史上的统治地位。

与其它各家各宗派相比，儒家的得势显然得益于其思想中鲜明的入世思想。儒家即孔子创始之时，就主要关注于社会和人伦问题，强调政治与伦理的教化。同时，由于对原儒思想的继承，儒家思想也包含着浓厚的宗教性氛围，礼教性与宗教性在孔子的思想中互相交连在一起[③]。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与“礼”的统一。这里的“仁”指的是合同，亦即使各种身份地位不同的人相亲相爱;而孔子所谓的“礼”则指的是别异，亦即依血缘关系亲疏厚薄以区分上下等级的观念[④]。“忠恕之道”与“克己复礼”是儒家提倡的人的一生的人格追求。忠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仁”的内涵中积极的一面，恕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仁”的内涵中消极的一面。“仁”与“礼”是人一生的最高道德理想，是人一生的追求。延伸之，对待人的死也同样要施之以“仁”和“礼”。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孔子认为死与生没有区别。在儒家的生死观念中，尤其在对待人的“身后”的葬礼和祭礼中，“仁”与“礼”的观念体现的淋漓尽致[⑤]。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生死的问题上明显表达了重生、乐生而讳死的倾向，当孔子的弟子季路向孔子请教有关“事鬼神”的问题的见解时，孔子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季路又进一步请教有关“死”的道理，孔子答说：“未知生，焉知死?”[⑥]表面看来，孔子对于“事鬼”和“生死”问题采取了一种避而不谈的回避态度，但事实上，孔子的话语中明显透露着一种重视人生的生死观念。《说文解字》上说：“人所归为鬼”，也就是说，所谓鬼，也就是人死后，灵魂的一种存在状态。那么，孔子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和“未知生，焉知死”事实上讨论的只是一个问题，即人的生与死的问题。从孔子的这两句话中可以看出，孔子始终把“人”的“生”放在首位，孔子认为，从本质上来说，生与死同为生命的一个整体，死不过是生命的一部份——生命的终结部份。因此，了解了生必定就可以了解死，同样，要透彻死，则必须先知道生。朱熹曾引用程颐的话说：“昼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则知死之道，尽事人之道，则尽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也。”[⑦]由此来看，在儒家史上，不论是孔子的“仁者爱人”思想，还是孟子的“仁民爱物”思想，抑或是荀子的“内圣外王”观点，都无不透着对生的重视。

但生命终究是短暂的，孔子就曾站在滔滔东去的大江边感叹生命，光阴似箭，时不再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人的生命也就如同滔滔江流一般，一去不再复返。如何看待这转瞬即逝的“一生”和转眼即至的“死亡”呢?宋朝张横渠在他的《西铭》的最后两句说：“存，吾顺也;没吾宁也。”人在活着的时候能努力尽好自己的社会责任，那么，当他离开人世的时候，也是安宁的，问心无愧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既然生不由己，死亦是命，那么，人只能善

用自己所能把握的生，活出自己的价值，因此，乐天知命便成了儒家的信条。在这一点上，儒家是明智的。

然而，毕竟“死生亦大矣”。死亡，对于禽兽来说都是一种痛苦，天地之际，那哀鸣的孤雁、独立的野鹤，不能说它们体会不到死亡所带来的痛苦，何况是人呢?面对生命的短促与人追求永恒价值的矛盾，儒家也表现出了自己的抗拒。

儒家对于死亡的抗拒的方式，首先是在现实人生的积极进取中去创造“不朽”。《左传》上说：“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所谓立德，指由“内圣外王”之道修养实现道德圆成，以一种高尚的精神超越死亡，留给后世一个永恒的人格楷模[⑧]。儒家崇尚生命，热爱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便对死惟恐避之而不及，相反，当面临生死与仁义、生死与名节之间的重大抉择时，儒家会毫不犹豫地慷慨赴死。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⑨]孟子也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其后的荀子则更进一步发挥说：“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恶，死甚矣。然而人有从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者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⑩]为什么“不可以生而可以死”呢?这正是儒家思想核心所不遗余力地坚持的思想及其政治原则——“仁义”的要求。立德被儒家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其重要性远在生命之上，当道德的圆成与生命发生矛盾时，就应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儒家的这种“成仁”、“取义”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造就了历代一批批为了维护民族和国家利益而甘愿舍弃自己的生命，赴汤蹈火所在不惜的仁人志士，为铸就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与爱国主义的灵魂起了积极作用[11]。文天祥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正是儒家这种“立德”精神的典型写照。次之，所谓“立功”指做出辉煌业绩，功垂天地，惠及后世。《孟子·离娄上》说：“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所谓“立言”指著书立说，即留下自己的思想给后人作为精神财富，这样也是有功，堪称不朽了[12]。

其次，子孙家族的嗣续也是儒家创造不朽的另一重要方法，这一点在中国传统的封建宗法社会伦理规范的基石——“孝”中表现得最为贴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中国的封建时代，没有能力或自己不尽结婚生子职务的，便是对父母祖上最大的不孝。因而，若一个妇女不能生育或没有生出男孩来，便会受到家族和社会的卑视。中国封建社会的“妻妾”制，正是出于对家族传续的需要，“母以子贵”也基于此。而相反地，“断子绝孙”便成了中国人最恶毒的咒语[13]。

儒家抵抗死亡的第三种方式是“重生”而“安死”。荀子说：“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始终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14]人的生与死是生命的两个端点，都是生命的部分，二者合为完整的生命。“善始”，要人看重现实的生活，珍重生命，善待生命，谨慎处世，不轻易论死。但死毕竟是不可避免的，生与死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是不可违抗的天命，因而，对待死亡又要“善终”。荀子在《礼记上》上说：“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无知也，是奸人之道，而背叛之心也。”因此，儒家要求要“慎终追远”。所谓慎终，指举丧要尽其礼，而所谓追远;则指祭祀父母要尽其诚。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15]这是作为子女应有的基本孝道[16]。面对死亡，中国人有着一整套复杂的丧葬和祭祀礼仪，而这些繁琐的礼节仪式所要表达的绝不仅仅是人的一种悲恸情怀，更重要的是要为人的“身后”作好妥当安排，也要为人的灵魂的归宿和以后的生活作好充分准备。

丧葬礼即儒家所谓的“慎终”，是指安葬、哀悼死者的一系列活动。人们采取丧葬礼仪的最终目的是即要使死者满意，也要让活人安宁[17]。整个丧葬礼仪，从人刚死之时的初丧礼仪到礼仪的高峰——墓葬礼仪，从证实人确已离去的“属纩礼”到使人“入土为安”的“下葬礼”，事实上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与亡者之间的交流过程，尤其在丧葬礼仪中，从上古的陪葬到后的人殉，再到后

来的饭含、覆面、摔盆等礼节直至延续至今的扎纸马、纸人，甚至纸汽车、纸电脑等和撒纸钱等一系列活动，无不饱含着希望人死后灵魂依然平安富贵的深切含义，同时也证明了生者对已亡者的一片孝心。

对于亡者、祖上的祭祀礼，即儒家所谓的“追远”。丧葬活动并不随着死者的埋葬而结束，人类自古以来就有虔诚地祭祀死者亡灵的活动，它是人世社会在鬼域社会的一种折射。《太平广记》上说，鬼魂是不会忘记人间的，他们与活着的亲眷之间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死者的魂灵需要后辈的香火与供品的奉养;同时，生者又受到死者的监视与保护，一切的葬后祭祀礼仪正是肇因于此。

敬始、慎终、追远。儒家对于生死的观念有着一整套符合“仁”与“礼”的完整体系，重生而不贪生，讳死而不惧死。

二、“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道家自然生死观

道家文化是中国文化主流之一，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本土宗派，道家和道教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中国人心理的需要。值得一提的是，在此，“道家”和“道教”的区分是有必要的：道家是一个哲学性的学派;而从道家衍生出来的道教则是一个宗教性的教派。多数学者认为，老庄的道家是哲学性的，它与道教追求肉体长生不老这一核心目标有着本质的区别[18]。不过，二者毕竟同出一源，在观念和目标上又有着很多的相同之处，因此，为了便宜起见，我们不防将二者的思想合称为“道学”。

传统上来说，老子理所当然地是道学的始祖。他是道家的始祖，道教的教主。据传，当老子做周朝宫廷守藏室的史官时，深为王室的衰微而沮丧，于是辞官西行，路经函谷关时，关令尹喜恳请他将自己的学说写下来，于是老子留下了洋洋五千言的《道德经》。《道德经》又称《老子》，是我国道家学派和道教最著名的一部经典，道家即因此而得名。

与儒家注重政治教化与个人品格修养的“入世之学”相比，道家是“出世之学”，主要内容是宇宙人生，其作用偏重于个人，而且偏重于个人的精神层面。“道”是老子思想中的最高范畴，用以观察和认识客观世界，是先于天地万物而存在的宇宙本原，是有与无的统一，无为而无不为[19]。在老子看来，“道”包含着世界万物的道理，它没有形状，没有声音，没有实体，并且永恒不变。

道学的另一代表人物是庄周，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也同样认为世界的本源是“道”，但庄子又进一步认为，“道”是无名无形、非无质的东西，它超越了认识的范围，是不可知的。

老庄的道学思想主要表现为清静无为、全性保身、达生知命、物我同一，乃至消极避世。在生死问题上，相对来说，儒家的重视生命并不是首要的，因为在其上还有一个仁义、道德的价值取向及符合理想道德的名节，而道家则不同，道家始终把人的生命放在首位，且视功名礼仪是非如粪土。老子就认为，所谓仁、义、礼，都是道被破坏之后的产物，他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泊也，而乱之首也。”[20]老子重道轻礼，反对儒家的仁义礼智，认为其有损道的完整性。道家把求得生存与保存生命视为第一要义，因为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身处社会动荡、战争频发的先秦时期，天灾、人祸使人们大量夭亡或被杀戮。因此，如何全身保命便成了他们最关切的话题[21]。

老子认为，人生在世，处处都充满着危险，生命的存在随时都受到威胁，稍不注意便会堕入

死地。他说：“出生入死，生之途十有三，死之途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22]也就是说，只有极少数人有可能达到长寿，而大多数人，无论是自然的或是人为的，都会由于种种原因提前夭亡。因而，相对于其它一切来说，生命便显得尤为贵重。老子说：“名与亲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一连串的提问，老子肯定了人的身心健康与生命存在的重要，与之相比，无用的虚名与虚假的物质财富便算不得什么了。名誉地位，物质享受更显得微不足道。庄子更进一步发挥说：“至乐活身”，“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事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23]因此，庄子认为，为了追求外在的事物，无论是名还是利，都是不值得的。当楚王派使者带着重礼来找正在钓于濮水边的庄子，欲聘他为相时，庄子毅然回绝说：“吾将曳尾于涂中。”是啊，相对于生命来说，眼前的利与身后的名又有什么意义呢?

道家的“重生”观念首先表现为老庄的“全身保真”思想。在《老子》中有多处讲到“贵生轻利”，如老子说：“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24]，“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25]都有轻物重生的意思。庄子进一步说：“夫支离其形者，犹足以养其天年，又况支离其德者乎?”[26]庄子认为，木材之所以被砍伐，正是由于它的有用，“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而那些自身“无所可用”的木材，倒可以免去被伐。由此来看，对别人的无用倒正是对自己的大用。因此庄子总结说：“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枝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一个人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自己啊[27]!庄子最后将各种保全自己的方法归结为一个总的原则：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28]。

但这样还远远不够，这一切只是外在的因素，而若要做到延年益寿，自身的修养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老子又提出了一套以养神为主的养生原则，老子十分强调：法天则地，天人合一，形神一体。人必须以天地及自然法则为准绳，而天地的根本法则是清静，所以养生的关键是“清静为天下正”，即养神。老子认为，养神的原则有三个，第一个是“致虚极，守静笃”，即以清静为本;其次要“少私寡欲”、“去甚，去奢，去泰”;第三要力争做到“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在尘世中保持内心平静超脱。庄子则进一步要人把一切的烦恼都加以模糊、淡化，甚至忘却，对于得失、毁誉，都“两相忘而化其道”[29]，并要努力使自己的精神舒畅自由，“独与天地精神往来”[30]，“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31]。这样，人的心态必会获得安宁、充实与永恒地愉悦。庄子又把养形与养神结合起来，提出“无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32]庄子相信，通过形神、内外的修养，必定可以使人长寿。

到了后来，老庄道家的全身养生思想被后期道家，尤其是东汉发展起来的道教推向了极端。虽然道教在形成之初派别众多，但追求长生几乎是道教诸派的共同理想，并逐渐从开始对老庄道家养生、长生思想的继承一直发展到了后来的成仙、升天说。

长生，首先必须以身体的健康为基础，只有有了健康的身体才有足够的资本去修养和修炼，否则便一切免谈。因此，祛病除灾，一开始就成了道教修炼的主要内容。而要祛病除灾，最主要、最直接的办法便是行医，所以有不少道士本身就是著名的医生或医药学家，对我国古代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如，葛洪的《抱朴子》一书，收录了很多对药物性质功能的记载，《时后备急方》便是中国医学史上一部极有价值的医药学著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葛洪是中国第一个记录天花病和提出可用免疫方法治疗狂犬病的人;陶景弘是南北朝时一位著名的炼丹家和医学家，他所著的《本草经集注》对我国的医药学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孙思邈更是我国著名的医学家和炼丹家，他的《千金方》是中医药史上的经典著作，后人称他为“药王”[33]。

此外，为了保持健康，延年益寿，运动锻炼也是必要的方法之一。《庄子·刻意》上就曾说：“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熊经鸟伸”就是学着熊、鸟的样子来锻炼身体，这似乎类似于后来华佗的“五禽戏”，想来应该是当时的一种“健身操”吧!《吕氏春秋》上认为，有病之后才吃药，这只是扬汤止沸，而只有加强锻炼，使精气流通，才是釜底抽薪、治本的办法，养生必须治本，这样病才不会发生。

然而，以上这些正如庄子所说的，“为寿而已矣”，不过使人达到正常的寿限而已，而这为道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自古王侯悲短寿”，生命是太短暂了，几十年的时间转眼即逝。因而，道家所要追求的是尽可能地长寿，甚至不死，于是人便开始寻求神仙的帮助，秦皇、汉武都做过类似的事，时至今日，在日本某地，还树立着秦始皇所派寻找神仙的徐福的纪念碑。可是神仙终究没有找到，反而留下历史上著名的“梵书坑儒”事件。秦皇汉武寻找海外神仙失败后，便没有人再去做这个梦了，但人们又不甘心，于是又开始了另一条长生之路：既然找不到神仙，那就只能靠自己了。怎样做呢?寻找不死药。起初的不死药是从普通药物发展而来的，主要是植物药，如灵芝等。古代服药的理论认为，人们服食某种药物，就是把药物的某种性质转到自己身上，那么问题又来了：所有植物药都是要死的，既然植物药自己没有不死的本性，又如何能使人不死呢?显然，要长生不死，必须服食那些自身能长生不死的药。于是人们想到了金和玉，金和玉都是长生的。可是，自然界的金是有毒的，不能直接服用，必须经过烧炼之后才能服用。由此便产生了炼金，即后来的炼丹运动。服丹的结果又如何呢?由于“食物中毒”，从唐太宗到唐宣宗，服丹而死者不计其数。事实证明，“金丹”不能带给人长生，相反，不少人却因此而夭亡。人们不得不去考虑：哪儿错了呢?于是又有人提出，炼丹并没有错，错的是炼丹的原料和方式。其实，“金丹”不必外求，一切都在自身，“铅汞原来在自身，自误何须怪他人。”因为人都是从元气成身，而一切万物也由元气所生，因此，一切外物，人身中皆已自备，只要修炼自身的元气就足够了。于是各种形式的气功便出现了。

纵观道教的整个长生史，也许会觉得荒谬可笑，不过，这也正是人性的真实表露。肉体长生的成仙信仰，出于对人生、人间的挚爱，植根于华夏民族挚爱人生的现实主义人生态度，希求长期地、无限期地活于人间，饱享人世间的各种幸福当然是出于对人生、人间的肯定和眷恋。不过，道家对生命的极端重视，对保全生命、养生长生的种种理论与方法并不妨碍他们对死的问题的思索。

老子崇尚一种自然的人生态度，同样也主张以一种自然的平常心来对待生死，认为人不应该为了出生而欢天喜地，同样也不要因为死而呼天抢地。无拘无束地来，无牵无挂地去，不忘记自己的来源，也不追求自己的归宿，一切顺应自然。“死而不亡者寿”[34]，在老子看来，如果人生顺应自然，那么就可以超越有限而达到与道同体的境界。庄子更认为，人的生与死不过是气的聚与散的形式转化而已，气聚而生，气散而死，人生不过是从无气到有气，从无形之气到有形之气，从无生之形到有生之形的一个生命的有序过程，而死亡则是这种转化的回归，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庄子·大宗师》中说：“死也，命也，其有夜昼之常，天也。”生死就像春夏秋冬四时的运行一样，“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35]既然生与死的大限是人所不可避免的，那么便只能顺应自然，因此才有庄子妻死，鼓盆而歌这样一种新的、乐观的死亡哲学。

三、“根尘幻化，业不可逃”的佛教轮回生死观

相对于儒家的乐天知命和道家的顺应自然的生死观，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的生死观与二者大相径庭。在生死问题上，佛教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尤其在对于死亡的研究上，儒道两家思想虽然在本质上有根本的不同，但大体上都认为生是可贵的，而死却也并不可畏。佛教却认为，生

与死是人生循环过程中的两个阶段，二者都是苦，人所要追求的，是要摆脱生死的束缚，不再执著于生与死，超脱轮回，从而达到涅槃的极乐境界。

佛教是古印度的宗教，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是北天竺迦毗罗卫国国王净饭王的儿子。他大约活动于公元前六世纪，比中国的老子、孔子要早一些。悉达多以当时自己对人生生老病死的所见所感为出发点，悟出了人生的真谛，提出了“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等思想，因此，佛教徒尊称他为“佛陀”，即觉悟者。

佛教在汉朝时传入中国内地，在中国流传的过程中，通过依附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矛盾冲突，最后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并逐渐中国本土化，终于在隋唐以后，为中国文化所吸引，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尤其“净土宗”中的净土法门和在中国兴起的“禅宗”，由于其教义的简便易行，在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

佛教的基本信仰，即在于说明人生是苦，这集中表现在佛陀提出并由后代佛教加以发挥的“四谛”说上。“谛”是真理的意思，所谓“四谛”即指苦谛、集谛、灭谛和道谛。“苦”是痛苦，“集”是原因，“灭”是寂灭，“道”是途径方法。“四谛”说阐述了四种真理：人生的痛苦现象;造成人生痛苦的原因;指明解脱人生痛苦的境界;以及解脱痛苦实现境界的途径。“四谛”说集中反映了佛教的人生观[36]。

佛教断定，人世间是一大苦难，人的一生即是苦。“苦谛”说明人生有着不可逃避的八苦，即：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和五受蕴等八种苦难，因此，可以说，人生皆苦，苦海无边。既然如此，那么死亡便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然而，佛家却又认为，人的死亡并不必然使之摆脱苦难，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达到真正的觉悟，死亡依然是不可摆脱的痛苦。在“集谛”中，佛教说明了造成人生苦难的根源，那就是人的欲爱，包括对淫乐、长生、权力、金钱的欲爱等等。欲爱有常，可世界的本质却是无常，因此，欲爱永远得不到满足，也不可能持久，由此便产生了一切痛苦，又因为有欲爱便会有行动(包括思想动机和实际行为)，有行动便会造成一定的后果，即佛教所称的“业”，今生造业便结来世轮回之果，于是因果不断，生死轮回不已。由此，要想消灭苦，超脱生死轮回，关键便在于消灭欲爱，欲爱消灭了就不会造业，不造业就没有轮回果报，这样就会达到不生不灭绝对宁静的涅槃境界，即通常所说的“极乐世界”，这就是佛教所称的“灭谛”。然而，要达到这种境界太难了，为了达到涅槃，人必须放弃一切的欲爱，但追求涅槃本身就是一种欲爱。“道谛”是佛教提出的达到涅槃的修炼方法，主要有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和正定。八正道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人控制调节自己的心念，不为外界一切所动。因为在佛教看来：境由心造、物由心造，外界的一切是否会在你心中掀起波澜、诱惑你神魂颠倒，归根到底是由你自己的心造就的，只要你能控制自己的心念，那么苦难自然也就销声匿迹了。

总的来说，佛教认为，在人达到真正的觉悟之前，人的生与死一直是一个循环、轮回的过程：死后再生，生后再死，但还不仅仅是人的生与死的重复，在轮回的过程中，根据个人生前所造的“业”，来生也会有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等六种不同的情况，佛教又称之为“六道轮回”，这便是佛家常说的“因果报应”，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佛教的最高境界称为“涅槃”，指一种超越生死轮回，进入永恒寂灭的精神状态。不过“涅槃”并没有任何确定的意义，因此，如何恰当地加以诠解：它究竟是一种彻底的断灭，还是一种不可言喻的喜乐的存在，佛教思想和佛教研究者们迄今众说纷纭，争论不休[37]。

从教义上来说，佛教并不强调生与死孰轻孰重，不过从一定意义上来看，佛教对于生还是更为重视的，因为很显然，无论是为了来世的幸福而强调今世的“善业”，还是为了达到涅槃境界所行的苦修，都无非是要求得生活的宁静与幸福，特别是融入中国儒道思想的中国佛教，尤其是禅宗，强调生活的体验与生命的活泼自在情趣，明显表现了热爱现实生活、珍惜生命的观念。比如，禅宗大师马祖道一对佛法的解释就是“平常心”，他说：“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后来成为禅宗大师的慧海在回答他人如何修道时也说：“饥来吃饭，困来即眼”。后期禅宗临济宗总结道：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著衣吃饭，困来即卧。这种顺乎自然、随遇而安、自由自在而又充实地处置每一件事，并能通过直接的感觉去体悟日常生活中如此这般的情趣的态度，在禅宗看来就是把握了佛性，进入了涅槃真如的境地。同样，对于大自然，禅宗也抱有特殊的亲切感，所谓“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所以禅宗要求人们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去进一步体悟佛法，去感受生命的内涵，在自然、坦然、多变而生动的生活中获得永恒[38]。

总的来看，中国佛教的思想内涵，虽然也讲“四谛八道”、“六道轮回”、“涅槃”，但这一切显然都是以生活为基础的，因为无论人世间的苦也好，觉悟后的“涅槃”也好，或者处于“三世”中的“六道轮回”也罢，都是在追求一种生活上的宁静与幸福，这生活即包括现世的，也包括来世的。因而，中国佛教便不只注重讲“生死”，“生活”也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四、儒释道三家生死观对后世的影响及其在当今社会中的困惑

儒释道三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史上，即有不断的争斗，也有相互的融合，在中国的许多古典文学作品，如《西游记》、《白蛇传》中，都很明显地体现了儒释道三家的这种杂融。在此斗争与融合的过程中，三家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思想文化史就是儒释道三家思想发展的历史。三家的生死观念更是深深地引导着中国人的伦理道德，也固定了中国人数千年来的思想模式。当今社会上广大普通百姓生活中形形色色的繁琐的婚、丧、嫁、娶等诸多礼节和种种风俗习惯，便是这种影响的真切体现。比如，由于受到身体头发受之于父母不得毁伤和“完尸”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历来认为解剖尸体是极大的罪孼，因此，尸检率即使在大城市仍然很低，更不用说广大农村了，也因此，死后捐献自己的身体器官也是很难得的。再比如，由于受到“入土为安”思想的影响，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即使有政府的高压政策，火葬仍然很难推行，中国人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将亲人付之一炬这一不肖行为。或者即便迫不得已，将亡人火化，骨灰仍要举行隆重的土葬礼仪，场面花销比单单进行土葬远远要多，真是得不偿失;并且，从古至今，坟地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直是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地，如果一家的祖坟遭到侵占，就算再没有势力，他也会情急拼命的。因此，在中国的土地规划中，坟地便成了一项重要难题[39]。我们很难去评说中国的这种杂融思想的好与坏，毕竟它适应了中国人的心理需求，也同时引导了中国人思想的发展。

现代科技的发展带来的成就是物质的发展，而物质发展所引起的直接后果则是人类的堕落。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的精神文明却恰恰与此相反地每况愈下地变得越来越贫乏，尤其生活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对于现实的生命不知有其价值，对于眼下的生活不知有其目的，因而常常感觉内心空虚，人生渺茫，恐惧而无所归处。“吃好、喝好，死了拉倒”成了人们生活的座右铭，很多人以追求刺激和满足情欲来填补自己生活中的空虚，从而维持自己的生活，最终只有懵懵懂懂地虚度一生，甚至过早地草草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社会风俗的低下、道德的败坏，显示着传统的道德观念在现实生活中已不复存在。

西方***思想认为，人的生命是可贵的，他的尊贵是因为他是上帝赋予的;中国古人也承

认人生命的价值，《孝经·圣治》上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老子也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40]宗密《原人论》说：“三才中惟人灵者，由于心神合也。”这些都是对人生命价值的肯定。不过在这里，人的尊贵地位是与生俱来的，生命的价值是内在于人类本身的。简单说就是：正因为人是人，人类的生命才具有神圣性和不可侵犯的尊严。因此，中国的儒、道、佛思想更注重的是现实的利益[41]。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和人类认识的不断进步，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享乐主义越来越突显出来，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突破也在不断升级。而相反地，人类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却在不断地向下滑坡，以传统儒释道思想为基础构建起来的“礼仪之邦”随着西方科技的输入与发展，越来越变得“礼崩乐坏”，中国这个“央央大国”已走到了道德危机的边缘，而那些被称为蛮夷的“野蛮民族”相对于我们的“天朝上国”却要文明得多。于是人们不禁要问：中国怎么了?神州怎么了?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究竟留给了我们什么?

五、结论

贪生怕死，几乎是所有动物普遍共具的天性，从猪犬等被宰时的嚎叫挣扎，人们大概不难体味出它们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眷恋，即使低等到小爬虫，也有逃避死亡、保护自家身命的本能，何况万物之灵的人类呢?

生死之迷的**是基于人内心的需要和感情的信仰。儒、释、道三家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代表，它们对于生与死的界定从根本上诠释了他们对于大千世界的不同认识，也显示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深层认识，为我们对生命的认知与参悟提供了可贵的帮助。在中国传统的生死观中，无论是儒家的“敬始、慎终、追远”的理性平安，还是道家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自然之道，都表达了对待生与死的一种自然心态：“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生与死皆是人生问题的极限，所以最好还是看开一点，有情便是苦，无情方能悬解和自由。不过，究其深处，我们也不难看到在这种乐观思想背后所隐含着的对人生的悲观与无奈：人永远无法与造化之功抗衡。道教对长生追求的失败便是最好的证明。佛家的涅槃境界虽然可以作为人生最高的理想境界，然而就大多数人而言，要摆脱世间生命这无期的生死流浪，简直是不可能的。“轮回”是一个美丽的令人眩晕的词，不死的灵魂可以因此而不断再生，但它却同时又意味着无法摆脱的无尽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