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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的经济学故事(精编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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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导读】此篇优秀作文“王二的经济学故事(精编3篇)”由阿拉题库网友为您精心整理分享,供您学习参考之用,希望这篇资料对您有所帮助,喜欢就复制下载吧!

王二的经济学故事1

王二施粥和春节火车票的分配

某地发洪水了,道路被阻断。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也进不来。不久,就有不少人断炊了。

王二是个开粮店的,所以手里有点粮。王二决定开始施粥行善,解决灾民一时的困难。王二面临的问题很现实也很严峻:有1000个人需要吃饭,但是王二只有100个人的粮食。

王二为此事感到很苦恼,100个人的粮食分给1000个人,给谁还是不给谁?王二的儿子学过一点入门的经济学,觉得此事很容易。他说:爸,需求曲线向下倾斜,价格越高需求越少。最好的方式是,你不应该施粥,而是应该卖粥,卖给出价最高的那100个人。这样事情不就简单了?大家也不用排队,也不用打架,你也不用担心分给谁不分给谁,看不见的手都替你搞定了,人家亚当•斯密几百年前就把这件事情想通了。你看,还是学点经济学有用吧?

王二觉得此事不妥,说:你这不是让我在赚黑心钱吗?而且,这样一来,最后粥不都给那些家里富裕的买去了,穷人不就只能挨饿?

儿子的回答很简单:爸,你怎么就想不明白?你不卖高价,人拿去了之后,照样能转手高价卖出去,最后还不是一样?这就叫黄牛。再说,你卖粥的价格公开透明,又没有公开歧视穷人。穷人要是真饿了,一样也会愿意出高价;不出高价,说明人还没有饿到非吃不可。你不用觉得有什么不安的。

王二还是觉得不妥,说:我还是先来先得,免费施粥吧。这样,我觉得更公平一点。

王二的儿子立刻说:爸,这一点也不公平!凭什么先来的就是最需要喝粥的?先来的都是那些时间最不值钱的。而且,这样会造成很大的浪费。很多人都要排上一晚的队,这不是浪费时间吗?最后,你还是不能阻止人拿到粥之后再转手卖掉,最后粥不是还会落在愿意出高价的人手里?你想违背经济规律,最后不解决问题,还增加麻烦。

王二说:麻烦就麻烦吧。我觉得先来先得更合理,你别多说了。

每年到了春运时节,火车票该不该涨价就成了一个热门问题。需要看明白的是,火车票价问题实际上是有限的火车运力如何在人群中分配的问题。有1000个人想坐火车回家,铁路系统只能提供800个座位,谁上车谁不上车就成了一个头疼的问题。事实上,给定供不应求这个基本的矛盾,火车票的分配是不存在“完美”的解决方案的,因为无论怎么解决,最后都会有200个人不能坐火车回家。任何觉得自己有绝妙方案解决车票问题的人恐怕都得虚心承认,其实不存在绝妙的方案。

面对供不应求的情况,最经典的解决方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正确的解决方案,就是提价。物以稀为贵,火车票稀,所以贵,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所以那些主张提价的建议是完全有其合理的一面的。

但我们必须意识到的是,火车票提价是有分配后果的。这里面有两层不同含义的分配后果。如果整个人群的收入都是完全一样的,唯一不同的只是他们坐火车回家过年的意愿,那通过提价,可以有效地让那些最想坐火车的人最终买到票,这样的分配后果恐怕无可厚非。问题是我们的人群收入不完全一样:有些人很有钱,有些人一般有钱,有些人没什么钱。在我们很轻松地提出通过价格手段挤出200人的时候,我们必须得意识到,这被挤出的200人不会是一个随机的群体。因此,第一层次的分配含义是,通过提价,我们挤出的是不是恰恰是社会里的弱势群体?这就像王二所担心的,如果他让价高者得,会不会最后没粥吃的都是穷人。

还有就是,即便是那些可以最终买到票的人,提价之后,他们都必须得付更多的钱才能回家。因此,提价的另一个分配含义就是,乘客要给铁道部交更多的钱。和王二一样,铁道部确实得回答是不是在赚黑心钱的问题。

因此,反对火车票提价的人也是有理由的,而且他们的理由没有在任何意义上比支持提价的人更弱。

有人会说:等等,反对提价的理由似乎适用于任何商品。难道说任何时候提价都得考虑分配后果?从某种程度上说确实如此。这也是通货膨胀是经济面临的一个大敌的原因之一。不是所有人都在通胀的时候受损的,通胀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更大,所以通胀往往会有严重的政治后果。但应对通胀的办法当然不应该是限制提价,而是从根源上消除通胀,比如说收紧货币。

回到春运火车票的问题,春运火车票至少有4点使得它很特殊,使得它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一是春运回家的需求是一种弹性很小的需求。虽然说春运是一种刚性需求恐怕过度了,刚性需求是指人们会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回家,但一般人大概都会同意,春节团聚对绝大多数中国人很重要,因此不会因为票贵一点就不回家。这意味着,如果通过提价来抑制客流,那价格必须提得很高才可能奏效,这就加剧了前面提到的分配问题。二是春节回家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回家或者不回家。房子也是必需品,但房子贵了,你还可以选择买得小一点,住得远一点,而不是完全没有房子住。回家不一样,你不能选择回一半家,只能是回或者不回。因此,火车票提价和比如说水价提价的后果是不一样的,水价提价的结果是所有人可能都会少用一点水,最后达到节水的目的。火车票提价的结果是硬硬地用价格挤出200人,而不是说1000个人每个人少坐20%,这还是加剧了前面的分配问题。三是铁路的供给是不对价格敏感的,不论是短期还是长期。正常的商品,如果供不应求,价格上涨,很快供给就会上来,然后把价格拉下去,因此价格的上涨是一个正确的价格信号,可以拉动供给。铁路是个垄断部门,铁路运力的增长恐怕和价格没有关系,全是按照计划来的。四是春运票价的水平并不直接影响经济效率。水价定低了,会造成水的浪费;电价定低了,会造成电的浪费;春运票价定低了,不会造成运力的浪费——没有人会因为火车票便宜就多坐几次火车的。

归根结底,春运票价的辩论不只是一个价格问题的辩论,更是一个分配问题的辩论。我在后文第三章《房地产的那些事儿》里花了很大的篇幅想要指出的一点也是:房价也有着类似的特征——不仅仅是价格问题,更是分配问题。

用非价格手段解决分配问题往往会有各种负面的影响,就像王二的儿子列出的那些理由一样,我本人在绝大多数时候也是反对这些做法的。照顾低收入群体的最好做法当然是想办法提高他们的收入,而不是压低菜价、水价和电价,还有火车票价。但是给定我们的分配现实,给定我们还没有给低收入群体和民工群体发放火车票补贴,给定我们火车的运力不可能在短期发生大的改善,给定政府确实还掌握着车票的定价权,火车票不提价或者少提价可以是一个折中方案。我喜欢这个结果吗?一点儿也不。提价会带来更好的结果吗?我觉得非常不一定。

不同的人对王二和王二儿子的看法可能有不同的认可程度,但是清楚一点很重要:他们看重的东西都不是可以轻易置之不理的。双方都应该尊重对方的观点。

王二的经济学故事2

英国,到处都是“宫保鸡丁”:王宫、古堡、基督教、市政厅之谐音也。到处都是希腊式的圆柱、罗马式的拱顶,到处都是红砖的房、石垒的街。在中国,一百年的房屋已经垂垂老矣,弥足珍贵,在英国,二百年的房屋,属于“年轻的老头”,成群结队;中国的古迹,大都埋在地下,英国的古董,大都立在地上。英国的街道,窄窄的、弯弯的,始终走不出中世纪的街巷。

英国,对于“曾经”,像走在荡板桥上捧着一堆古瓷瓶,小心翼翼,谨防失手。

英国,一百年以上的建筑,可以向英国文化遗产基金会申请,一旦列入保护名单,所有的修葺费用都由基金会负责。产权、使用权依旧是房主,你可以居住、出租、转让,但不得擅自改动建筑风格,哪怕是细节。丘吉尔庄园是二百多年前建造的,在庄园里你可以看到天、看到河、看到山,但看不到边。丘吉尔后裔已无能力维护庄园,由基金会拨款修葺,但产权还属于丘吉尔嫡传后代,那里至今居住着丘吉尔伯父家的后代。基金会不靠财政拨款,而是社会各界的捐献,表现出英国人民的意愿:宁愿赔钱“倒贴”,也要保护“邻居”的遗产。

在伦敦的泰晤士河南岸、千禧桥旁曾有座剧场,莎士比亚隶属于此,他的大部分作品在此上演,1613年在演出《亨利八世》时被大火烧毁。1997年,英国人又原汁原味地将其重新建造起来。剧场内,依旧木廊、木凳、木戏台、木包厢,看台还是露天的,只能6月到9月演戏,悉如旧制。剧目全是莎士比亚的,台词也是莎士比亚时代的古英语。重建的莎士比亚环球剧场处在伦敦城中心、圣保罗大教堂的对岸,单单那里的地皮价值就高不可估。英国人对待遗产,就是如此一掷千金、不计代价。

英国人那么尊重历史,因为他们看到历史中的合理性。现在大多数国家的车辆右行,偏偏英国依旧左行,这是征服者罗马人的旧例,罗马人右手持剑,只能左行,英国也左行。W68是伦敦北上爱丁堡的高速公路,其中不少路段笔直如尺,那是英国人沿袭罗马人修筑的古道。马车时代,道路笔直,缩短距离,节约成本。汽车时代,道路贵曲,倘若笔直,没有变化,驾驶员就会打瞌睡。但英国人依旧在罗马古道筑路,这样节约占地面积,能减少筑路成本。

现在世界上都是公制单位,英国依旧是英制单位,给换算带来不少麻烦,连英国人都烦了,但就是不变。在英国人看来,变革会带来震荡,引起的损失远远超过便利的利益,权衡两者取其轻。

英国的民宅绝大多数是砖房结构,很少拆迁,往往历经上百年,如果按70年折旧,现在的房子几乎就没有成本了,所以英国的GDP不高,但是人民很富裕。倘若天天“破旧立新”,拆是GDP,建也是GDP,GDP很高,生活成本更高。因为永远有折旧、永远有成本。上海有句老话:“一搬三年穷。”因为搬家总要丢弃些家当,添置些家当,这都是成本,这话论证了财富需要积累。

突然想起20世纪80年代初,有1篇论文引起轰动,题目好像是《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那么长》。它的观点是:每当封建王朝走向繁荣,财富积累增加、土地兼并出现,越繁荣兼并越频繁、流民就越多,最后引起社会大动荡,多年的财富积累,化为乌有。新的朝代又重新开始积累,周而复始,社会永远无法完成资本积累,进入资本主义。用现在经济学的眼光来看,动荡可以创造GDP,可以创造投资,但不能积累财富。

英国则相反,承袭传统,温和改良,减少震荡,财富随时间而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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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的经济学故事3

公元前215年,在今天内蒙古的河套地区。秦朝大将蒙恬率领以步兵为主的秦军,与凶狠的匈奴骑兵展开了一场殊死之战。刚刚统一天下的秦军士气正旺,一举拿下了河套地区。匈奴残部望风而逃,远遁大漠。

然而,凯旋的秦军得到的命令,却不是再接再厉,攻占漠北,而是转攻为守。30万大军以战国时期燕、赵、秦三国的北方长城为基础,就地修筑长城,从西北的临洮一带一直延伸到辽东,横贯东西的万里长城第一次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秦始皇停止北伐,反而耗尽全国的财力、人力去修筑长城呢?因为秦始皇不仅是我国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还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学家,他肯定算过一笔经济账。

让我们站在秦始皇的角度,来思考对付匈奴的难题。首先,秦始皇统治的民众基本上都是农民,而如果要深人大漠与匈奴作战,就需要相当数量的骑兵。把平时基本不骑马的农夫。转变为强大的骑兵,不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进行训练,同时由于这些农民当了兵,不能再从事农耕了,还要蒙受劳动力损失。

况且。即使有了强大的骑兵,要送他们到北方草原深处作战,粮草的运输和损耗也是一笔很可怕的开销。古代没有高速公路和铁路,也没有大货车,粮食运输只能靠人力和畜力,十分艰难。《史记》中曾经记载,从中原地区运送一石粮食抵达北方的前线,路上运输队消耗的粮食竞达到192石。

而匈奴骑兵的作战成本却很低。游牧民族从小在马背上长大,既是放牧者,也是战士,角色转换很容易,甚至可以一边放牧,一边作战,后勤保障比农耕民族好多了。

农耕民族作战的成本比游牧民族要高,而作战的收益却很可怜。即使占领广袤的草原,也无法耕种。中原王朝的税收是从农民的头上获取的,没有了农民,要那么大片的草原有什么用处?即使打赢了对游牧民族的战争,也要被高昂的战争成本压垮。

汉武帝雄才大略。曾经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可是劳民伤财,大大削弱了国家的经济实力,直接导致了汉朝的衰落。明成祖朱棣的大军五出漠北,苦战多年,把蒙古各部赶得四处奔逃,但仗打到最后,先吃不消的却是明朝。

反观骑马的游牧民族,他们来去如风。掠夺农耕民族积累的财富轻而易举,收益惊人。成本低,收益高,游牧民族怎么会不热衷于劫掠战呢?

得想个招儿,改变成本和收益上的巨大反差,秦始皇借鉴战国时期的策略,想到了修筑长城;有了长城这种坚固工事,流动的战场将会变为固定的战线。游牧民族无法重演来了就抢、抢了就跑的闹剧。必须先在长城一线与守军打一仗。

如此一来,成本和收益就改变了。以逸待劳的农耕民族可以从附近的农田中获得粮食,进攻的游牧民族却远离了放牧的草场。而且长城一线多群山,重要的道路上又修建了牢固的关隘,农耕民族的步兵只要固守防线,游牧民族的骑兵就毫无用武之地,往往还没有抢到东西,就先挨了一顿打。

依托长城进退自如,农耕民族不用训练骑兵部队。熟悉农活的士兵们在闲时完全可以就地屯垦,后勤的负担也小多了。

农耕民族的杰出代表秦始皇虽然没有读过现代的《经济学原理》之类的著作,但他大规模修筑长城的举动,的确与经济学最基本的成本、收益规律是相符合的。修筑长城固然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在短期内经济压力很大,但从长远来看,秦始皇的这笔账算得很精明。

此后的各朝各代,只要有条件、有需要,也都尽量采取修筑长城的方式防御北方的游牧民族。比如明朝成化年间,蒙古鞑靼部常常进犯陕北、甘肃一带,于是皇帝召集大臣讨论防御事宜。大臣们算了一笔账:如果征集五万劳工,用两个月的时间修葺长城,耗银不过100万两:而派出八万大军征讨鞑靼入侵者,每年粮草、运费折合银两,总计耗银近1000万两,成本高低一目了然。而且,军人可以在长城之内屯田耕种,获得一定的粮食,又节省了从内地调粮食到前线的巨额成本。于是。明朝的皇帝们选择了修建长城。我们今天看到的雄伟长城就是那个时期完工的,在元朝初年就来到中国的马可·波罗自然是看不到明朝长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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