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安乐死的心得体会范文精编 对于安乐死的感悟（优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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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安乐死【第一篇】

论“安乐死”

摘要：安乐死是现在国际社会较有争议的一个话题。要讨论这个话题首先要对安乐死的概念有所了解，然后结合案例用伦理学的正反观点进行讨论，最后对安乐死立法提出建议。

正文：安乐死的来源及释义： “安乐死” 一词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无痛苦的、幸福的死亡。现实生活中，安乐死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安乐的无痛苦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我国的定义指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属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

安乐死早在史前时代就已有实践，一些游牧部落在迁移时，常常把病人、老人留下来，用原始的办法加速他们的死亡。在二战时期，由于德国纳粹执行的所谓“安乐死计划”杀害了数百万无辜的人，致使安乐死一词招人反感。

案例一：“汉中案件”可谓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第一案。1986年，夏素文因患有肝硬化腹水症，病情恶化，神志不清，被子女送进医院治疗。而后病情明显加重，痛苦烦躁，继而昏迷不醒。子女再三要求医生为其母亲实施安乐死。医生为夏素文开了“复方冬眠灵”的处方。最终夏素文死亡。后来，王明成的大姐把医生告上法庭。汉中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将蒲连升和王明成批准逮捕。当时此案在国内法学界和新闻界引起强烈反响，并引发了一场关于安乐死的大讨论。在最高法院“不作犯罪处理”的批复下，汉中法院做出终审判决：王明成及蒲连升无罪释放。

此外还有案例：棉被窒息的“安乐死”和”农药致死的“安乐死”等等，在次不作详细讨论。十多年来，安乐死的各类事件不断发生，核心问题是安乐死能不能被伦理证明，立法是否有适宜的条件。

1988年在七届人大会议上，胡亚美同志首次提交安乐死立法议案，并在议案中写下这么短短几句话：“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地受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徐景和认为，《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义的。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安乐死”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在不违背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对生命的特殊处分方式，这种处分是有严格的条件与程序的。当有意义的人的生命已经不再成为可能时，当死亡已经不可避免的时候，当医疗的极限已经到来，当患者无法忍受巨大的疼痛和痛苦，希望能够在医学的帮助下早日解脱痛苦，安宁地、尊严地死亡时，放弃治疗，甚至为了解除患者不堪忍受的痛苦而加速其死亡过程，肯定是合乎道德的。当病人感到生不如死时，死亡比生存对他更人道。同时也可以减轻家属财力和精神上的负担，节省有限的医药资源，对社会也有利。

“人应该尊重生命，也应该接受死亡” ——JP蒂洛

现在我们来看看反对安乐死的声音：有人指出它违背了生命神圣的原则，违反了医生治病救人的基本义务。医学的目的是治疗疾病、挽救生命、与死亡作斗争，安乐死有悖于医学的目的、医生的人道主义职责。如果安乐死得到法律认可，就会给滥用大开方便之门，标准就有可能降低，走向滑坡，甚至草菅人命。安乐死的实践和合法化，可能会导致医生过早地把患者判定为“不治之症”而放弃积极抢救，从而妨碍医学的进步。

在我国，要求安乐死立法的呼声不断，安乐死根本出发点是考虑为患者解除痛苦。只有自愿安乐死才是高呼人权的标榜法治的国度里给予人权的真正尊重，给安乐死立法，能规范现实中的安乐死行为，有效打击违法犯罪，切实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程序。

制定安乐死的严格条件，有法定程序，控制程序，监督程序等多方面进行规范立法。这样才能真正限制安乐死的滥用，杜绝其危害犯罪行为的发生。作为法律问题的安乐死，需要经过医生与病人的合意、国家机关对安乐死申请的审查批准以及安乐死的实施三个阶段。安乐死行为必须符合法律的终极目的，并且符合人们普遍遵循的道德标准即善良风俗及人们的生活情感，客观上实施安乐死的方法在伦理上必须正当。

安乐死合法化已经成为一个必不可挡的趋势，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立法规范呢？我有三点建议：

一、进行安乐死的宣传教育。实施安乐死因为涉及人命，必须慎重行事免出偏差。在我国现阶段，应该在立法前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从而为立法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

二、由点到面逐步推广实施。虽然安乐死急需社会为其提供法律援助，但是我国目前还存在着诸多影响其立法的客观因素。首先，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医疗水平有很大差异。因此，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安乐死的条件还不成熟。但可以在具备条件的省、市制定地方性法规，试点性施行，分层次过渡，从而逐步在全国推广开来。

三、安乐死的实施条件、程序与法律责任。这是实施安乐死最关键之处。必须符合下面两个方面：

一、根据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判断，病人患有不治之症，已无法挽救其生命；

二、病人在临近死亡期间，伴随有难以忍受的剧烈的肉体和精神痛苦。经确认无误后，在规定期限内将意见告知患者或全体的亲属推出的代表，并再次询问，在规定时间内将全部材料移送司法审查。必须严格地按司法机关批准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操作执行。操作人员必须是专职的医护人员，并有亲属代表在场见证。操作完毕后，所有参加人员都应在有关材料上签字，并加盖医院和司法机关的公章。

安乐死问题是一个既古老又常新的话题，在我国，制定一部有关安乐死的法律，完善对生命保护的法律体系，加大对生命保护的力度，不但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论安乐死构成故意杀人罪【第二篇】

论安乐死构成故意杀人罪

来源： 作者： 日期：2011-02-24>我来说两句（0条）

论文摘要

“安乐死”一词最早见于希腊文，原意是“快乐的死亡”或“尊严的死亡”。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自上世纪30年代起关于安乐死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就已存在并延续至今。如何界定安乐死的法律性质、搞清安乐死与犯罪的界限，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这里笔者将结合国情和具体现实的社会环境重点对安乐死的法律性质进行分析和判定，通过与故意杀人罪构成要件的比较：从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刑罚处罚性这三个任何犯罪都必须具备的特征以及从犯罪的客体，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利；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主体，主体为一般主体；主观方面，主观方面出于故意，故意的内容是剥夺他人的生命。通过这四点来看安乐死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从而得出结论：安乐死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应以故意杀人罪加以定性，只是在对其进行处罚时需要结合具体案情来确定量刑幅度和应当适用的刑罚。对安乐死构成犯罪在伦理争论、道德和情法抉择方面的分析。依照刑法第232条的规定，犯故意杀人罪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在我国，大多数的人都赞同安乐死或立法实施安乐死，笔者建议我国立法机关应当再做民意调查，严密论证，顺乎民意，立法充分尊重个人意愿的神圣性，保护社会道德秩序，积极稳妥地推进安乐死的合法化。关键词：安乐死 故意杀人罪 道德 立法建议

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安乐死”一直都引发了人们对于生命的关注与思索，尤其是今年，当美国植物人特丽夏沃的命运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时，人们开始重新讨论“安乐死”这一涉及医学伦理范畴的议题。安乐死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快乐的死亡”或“尊严的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英文解释为：无痛苦处死患不治之症而又非常痛苦者和非常衰老者。中国学者给安乐死下的定义为：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危重濒死状态时，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或家属的要求下，经过医生的认可用人为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而终结生命全过程。

在这篇论文中，笔者将重点放在对安乐死法律性质的探讨上，荷兰2002年4月通过“安乐死”法案，是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世界上目前只有荷兰、比利时两个国家承认安乐死合法化，英国已有万人在医生的帮助下以安乐死的方式结束生命。法国也开始考虑安乐死的合法性。英国最高法院近日批准一名颈部以下瘫痪、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妇女安乐死。其它各国对是否允许安乐死合法化深感棘手，因为法律付诸实践的强迫性，一旦安乐死立法，用好可以解除病人痛苦；用不好可能成为剥夺病人生命权利的借口，为不义之徒滥用。

我国现在的司法实践和理论界中对安乐死的性质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因此，笔者认为对其法律性质的认定不应盲从而应结合国情，并从法律、伦理、道德角度综合加以判定。

一、安乐死法律性质的认定

（一）生命权

生命权乃安乐死问题的关键，理清生命权对解决安乐死问题有重要意义。目前对生命权的错误认识主要有：生命权完全归属于个人、完全归属于国家、完全归属于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

如果生命权完全属于个人，个人的生命权被非法剥夺时个人的亲属因为对生命没有任何权利，不能得到侵害个人生命权加害人的赔偿。个人生命有父母生命的延续在里面，必然有父母的利益在个人生命个体上。个人在生命灭亡时主要亲属的身份利益、精神利益直接财产利益、间接财产利益很可能受到严重损害。生命权归国家所有，包括任意处臵个人的生命，个人生死完全在于国家的意志。生命权归国家所有，包括任意处臵个人的生命，个人生死完全在于国家的意志。这种观点有两个问题：

一、国家的对个人的生命权是如何获得的？

二、个人是否会将关系生死的权利交给可能损害自己的主体——国家？权利首先依赖于统治阶级获得统治权。统治阶级对整个国家拥有绝对的力量优势，依靠力量形成权利的根源，然后依据民主学说以宪法的形式全权授权与民，民众才有所谓的权利，一些松散的民众不会有权利。民众有了权利全民主权成立，民众才可能将自己的生命权再授予国家。但也有可能，统治阶级并没有把每个人的生命所有权授予个人，这样的话，国家就有所有个人的生命权。但会有一个问题，统治阶级的力量并不能对整个国家的形势得以完全控制，即使国家认为对每个人都有生命权，但个人如果在自己生命上拥有一定力量优势的情况下，国家的权利就无法完全实现，无法完全实现的权利实际上不能算作完整的权利。当个人和国家都有个人生命力量的时候，实际上应该根据二者力量共同分配对个人生命的权利，这样确保国家对个人生命的权利得以完全实现才有可能。国家由个人组成，国家的一切权利都来自个人授权，这是人民主权学说的观点。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三条规定：“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任何团体、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确授予的权力。”既然个人有国家无法剥夺的权利，个人为何要把这权利交给国家呢？除非国家能做出对个人有利的行为。统治阶级没有力量优势时，逐渐实现民众主权，这时候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民众。因为国家并不能完全不出问题地实现民众权利，所以不会将所有的权利交给国家。“在哲学家成为这个世界的国王之前，在我们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人成为哲学家之前，在政权和哲学因此而为同一人掌握之前，国家的纷争，或者说人类的纷争，就不会完结。”现实的情况并没有达到《理想国》所设想的情形——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者是完美的人的时候，把全部的生命权交给国家是危险的。

个人生命权完全属于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或组织，即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拥有对生命的处臵权，包括结束这个生命。这要看如何界定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这主体的范围。假如这个主体范围包括享有这个生命的个体、这个个体的主要亲属、国家，这样的话，这些主体共同拥有这个生命的处臵权，这同笔者观点并无二致。假如不包括这个生命的个体和他的主要亲属，也不包括国家，生命权完全属于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在这里特定的范围不包括生命的个体、个体的主要亲属和国家。十分明显的是大多数人不会接受这种观点。比如，债权人对债务人有权利主张，按照个人生命权完全属于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的观点债权人有可能可以有结束债务人生命的权利，这显然十分荒谬。

（二）合宪性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对任何未经法律处死的生命，人为地加以结束，不管实行“安乐死”是自愿与否，实际上是对生存权的剥夺，而生存权是《宪法》直接保护的权利。(三)安乐死构成犯罪

任何犯罪都必须具备三个特征：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刑罚处罚性，这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志，因而对安乐死构成犯罪的探讨应首先从这里入手。

1、安乐死具有社会危害性

首先，危害性是指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或可能造成这样或那样损害的特性。这主要从司法层面作的解释。另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社会危害性是指对合法权益的侵犯性，即刑法第13条所列举的对国家利益、公共利益、集体利益以及公民合法权益的侵犯性。目前我国许多学者对安乐死表示了赞同的态度，认为安乐死是一种最为优化的死亡方式，体现了人道主义，但是所有这些并不能排除安乐死对公民生命权的侵害性。正如人们常说的“大义灭亲”为了正义而杀人或许能从道德上得到世人的同情，因为其动机是善良的，但行为本身确是对社会有害的，是法律所不允许的。上述两种解释并没有排除良好动机的非社会危害性，这是其一。

其二，笔者认为考察一种行为是否具备社会危害性应当结合国情和具体现实的社会环境来进行分析和判定。如近年来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城乡生活水平不均衡，医疗保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使得安乐死合法化存有很大弊端甚至成为一些人实施合法杀人的借口。此外，安乐死的危害性还表现在：推卸国家与社会的医疗、救治和关护责任，贬损人的尊严和生命价值；医护工作者可能会以实施安乐死来逃避救治责任甚至加以滥用（如将安乐死作为掩盖医疗事故的手段）；人们对待生命的珍视程度将会被淡化，从而错误、随意地对待生命，轻率地放弃生命，更有甚者会虐待和残杀生命。所有这些无不体现出安乐死将给社会造成的物质损害以及对社会、政治、民众心理带来的危害。我个人认为，应该按照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但在量刑时减轻处罚的原则执行。

2、安乐死具有刑事违法性

安乐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受嘱托杀人”行为（受已有自杀意图者的嘱托而直接将他人杀死的行为），具有非法性。在我国现行的刑法规范中，如果实行正当防卫或执行公务而将他人杀死，并不构成犯罪，自杀行为也不构成犯罪。这里用“非法”二字来排除合法杀人，超出了这个范围的其它任何形式和任何理由的杀人均为非法。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未明确规定“安乐死”是一种排除犯罪性行为。所以，凡未经法律明文规定的阻却违法事由（典型的例子是“安乐死”案件），在判断犯罪的成立时，原则上均不发生排除犯罪性的作用，这是法律秩序的要求。因此安乐死具有刑事违法性。

3、安乐死具有应受刑罚处罚性

任何违法行为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安乐死亦不例外。安乐死具有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这正是其应当受到刑罚惩罚的前提。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不应受惩罚和不需要惩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行为人的行为根本不构成犯罪，当然就不存在应受惩罚的问题，而不需要惩罚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本应惩罚但考虑到具体情况如犯罪情节轻微或者有自首、立功等表现，从而免予刑事处罚。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根据具体情节对安乐死案件作出的免予处罚的判决就属于后者。(四)安乐死构成故意杀人罪

1、安乐死构成故意杀人罪

（1）从犯罪客体来看

安乐死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非法剥夺一个人生命的行为，在侵害个人生命权的同时也侵犯了社会秩序与国家利益，是对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挑战。故此，应由公法凭藉国家强制力对侵害生命权的行为作出处罚，以一体保护个人、社会、国家三者的利益。

（2）从犯罪的客观方面看

表现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故意杀人罪的行为方式多样、手段通常较为残忍，如枪击、刀砍、斧劈、拳打脚踢等，而安乐死却是采用医学手段使病人无痛苦的死去，其行为不具有残忍性。但是行为方式的如何并不影响患者死亡结果的产生，二者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联系，且在安乐死实践中这种“痛苦”的概念往往是模糊和难以操作的。例如对植物人、严重畸形或严重先天性疾病的新生儿，他们没有决策能力，也没有能力赋予其他人替其做决定的权利。那么“安乐死”的决定是否是病人的真实意志，病人意志的丧失和医学知识的缺乏，在实施“安乐死”的时候需要医务人员的协助，这种非自我力量的介入，使得问题变的复杂化。如何确定其“痛苦”和本人的“真诚嘱托”？每个患者由于其自身体质、受教育情况、宗教信仰、个体价值观的不同而对待生命的意义和痛苦的忍耐程度也是不同的。随着人类医疗技术的进步和提高，人类所能治愈的病症越来越多，那么所谓的痛苦又谈何而来呢？如果说一个人为杀死某人而采用在其食物中加入安眠药或其他麻醉药品的方式来达到其杀人目的，这种造成死者无痛苦死亡的行为，显然属于故意杀人。

（3）从犯罪的主观方面看

主观方面出于故意，故意的内容是剥夺他人的生命。从具体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医生在为病人实施安乐死时无论采用何种行为方式，都清楚明白地认识到其行为的后果会造成或可能造成病人的死亡，其主观上是以追求或放任这种死亡结果的发生为目的。从犯罪动机看，故意杀人罪的动机是复杂多样的，通常表现为仇杀、情杀、财杀等，而安乐死的动机则是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但是目的与动机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动机不是犯罪构成必备的主观要件，目的只是构成某些犯罪构成所必备的主观要件；前者偏重于影响量刑，而后者侧重于影响定罪。因此，安乐死行为并不是因为有了这种善良动机而将其视为非罪化，动机仅仅是量刑中应考虑的一个因素。

（4）从犯罪主体看

故意杀人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已满14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而安乐死的主体一般为医生或病人亲属，这是由安乐死本身的特殊性决定的。对病人实施安乐死往往需要医生的确诊并采取适当的医疗手段，这使得医生成为犯罪主体的必然。而对无行为能力人（如植物人）实行安乐死会出现患者亲属基于亲权关系主动实施或请求医护人员实施的情形，因此病人的亲属也可以成为安乐死犯罪的主体。这里我们不能排除他人成为犯罪主体的可能，因为只要具备完全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且达到法定的刑事责任年龄都可视为符合故意杀人罪的主体要件。

二、安乐死的伦理争论和分析

（一）安乐死的伦理争论

安乐死一直是国内外争议较多的伦理难题，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各有自己的伦理依据。

1、支持安乐死的伦理依据

（1）人类最大的愿望是生活得好，追求生命的质量。当一个病人已濒临死亡，而且不可逆转、极端痛苦，没有必要以人性或人道为理由并付出高昂代价去换取低质量的生命。安乐死帮助病人结束生命，免除临终的痛苦，符合病人的利益，也是人道之举。

（2）主动结束必然要死亡的生命不仅可以免除病人死亡前的痛苦挣扎，而且减轻了家属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同时，又可以避免社会卫生资源的浪费，从而可以将有限的卫生资源用于能挽救的病人和人们的卫生保健上。以上体现了对病人负责和对社会负责的一致性。

（3）人有生存的权利，也应有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人的生命权不是单纯的生存权，还应包含死亡方式的选择权。安乐死是对人死亡方式选择权的尊重，也是人类对生命权认识的升华，体现了社会和人类文明的进步。

2、反对安乐死的伦理依据

（1）医务人员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而实施安乐死与此职责相冲突，并且还可能被出于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所利用而将安乐死作为变相杀人的手段。

（2）人有生存的权利，只有法律部门才能量罪结束人的生命，其他任何部门和个人都没有这个权利，而安乐死与此相悖。

（3）如果实施安乐死，在一定程度上使医务人员放弃探索“不治之症”的责任，而不利于医学科学的进步。同时，安乐死也有可能错过三个机会：病人病情自然改善的机会；继续救治可望恢复的机会；有可能发现某种新技术新方法使该病得到治愈的机会。

（二）安乐死争论的伦理分析

在支持安乐死一方的理由中，认为安乐死可以减轻家庭的经济、心理负担以及节约社会卫生资源，即利于家庭、利于社会，这仅是实施安乐死的客观效果，并不能作为实施安乐死的动机或直接目的。因此，这种利他主义的论证，不能作为安乐死辩护的依据。否则，就会使临终病人感到活着成为别人的包袱，从而对他们形成一种潜在的压力，使之为家庭、社会而非发自内心的要求安乐死。实施安乐死的基本出发点应该是基于临终病人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免除难以忍受的痛苦，达到无痛苦、尊严的离开人间。同时，也体现了对临终病人自主权——选择死亡方式权利的尊重，当然也不能将这种权利泛化，而应严格把握符合安乐死条件的病人。但是，在我国的法律中，并没有明确规定一个人有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特别是没有选择安乐死的规定，因此在未立法的情况下，实施安乐死（主动安乐死）仍属于违法行为。

三、安乐死构罪的道德分析

道德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同的人对事物的评价往往不同。支持安乐死的人们赞同 “生命神圣论”和“生命质量论”相统一的生命价值观，提倡尊重人的死亡权利。但笔者认为死亡的权利并不完全属于个人，它的行使必须是以对社会和他人无害为前提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绝对无价的，人们不应轻言放弃生命，安乐死违背了人生老病死之自然规律，也削弱了人类战胜苦难的力量和勇气。对于“生命质量”的说法，美国人舍温•纽兰曾这样写道“生命最后时刻的状态并不能决定人的尊严，庄严死亡应当在庄严的生活中体现出来……。”而从人权角度看，有关人权理论和国际人权公约中都明确规定国家有为国民提供健康、福利和医疗照顾的责任，每个人在尊严和权力上都是平等的，社会不能任意选择赋予某些人权利而剥夺另外一些人同等权利。如果以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为由击人为的剥夺重症患者的医疗权利，其行为是残忍和不人道的。所以从道德角度分析，安乐死构成犯罪并非是对道德的违背，而恰恰是符合道德的。(一)安乐死构罪的情法抉择

法与道德的关系可以说是法学的永恒主题，二者关系密切，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保障。由于社会阶级本质和服务方向的共同性，决定了法与道德在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方面必然是一致的，但是法毕竟不同于道德，二者也会存在冲突。法的首要任务是要建立一种外在秩序，它所对待的首先是而且主要是人的外部行为。道德则不同，它同时要求人们的外部行为和内在动机都符合道德准则，而且更注重后者。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道德往往是徇情的。在一个个具体的安乐死案件中，我们能够理解亲人之间的那种悲痛而矛盾的情感，也能体会医生为解除病人痛苦而对其实施安乐死的良苦用心和善良本意，但是“法不徇情”，面对情与法的抉择，理性的人们应当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因为法才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主导，是当今世界各国所尊崇的规范体系。站在法律的角度，无论安乐死出于何种动机，都应将其视为一种犯罪。(二)安乐死构罪的刑罚适用

当我们将安乐死行为认定为犯罪时，就必须要考虑到它的刑罚适用问题。我国《刑法》232条对故意杀人罪规定了轻重两种不同的法定刑，所以在实践中，法院对于那些情节轻微甚至合乎道义的安乐死案件往往从轻处罚判处法定最低刑即3年有期徒刑。笔者认为，法官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可视具体情况而减轻处罚，如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或拘役，甚至可以作出免予处罚的判决。由于我国刑法在刑罚裁量制度中规定了缓刑制度，因此，法院也可以根据需要对部分安乐死案件适用缓刑并可适当地缩短其缓刑考验期，从而弥补法律的不足，协调道德与法律的冲突。

四、安乐死的立法建议

1988年、1994年我国召开两次安乐死学术研讨会达成共识：其一，安乐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大势所趋；其二，有利于从精神上、肉体上解除病人的痛苦；其三，可以减轻家庭的精神、经济、情感和人为负担，解放生产力；其四，有利于社会卫生资源的公正、正确分配。1997年，上海举行的全国性的“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在我国，立法既没有对安乐死予以明文认可，也没有明文否定。受不同学说影响，各地法院针对基于身患绝症病人的请求而实施的安乐死采取的处理模式各不相同。有的法院引用《刑法》第13条“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做出无罪判决；有的法院引用刑法第232条的规定，认定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但在量刑时减轻处罚。各地处理模式的不统一显然违背了“在相同的情形中，所有的人都应当得到同样对待”的法治原则，有必要通过立法作出统一规定。在荷兰，安乐死已经被法律认可，给予了法律上的保证和监督，既推行了安乐死，也防止了借刀杀人。北京作为首都，在知识层次和思想观念上较为先进，人们心理承受能力相对较高。然而由于“安乐死”涉及医学诊断、伦理道义等多个方面，在法规制定上还应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鉴定和批准。在舆论上应大力宣传人的价值，帮助人们树立更加开明的人生观。世界上第一例“安乐死”的出现曾引起过“道义恐慌”，西方社会对此也存有分歧。尽管医生给病人私下执行安乐死的情况频有发生，但直到2002年4月，荷兰才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综上笔者对安乐死立法持赞同态度，为此建议如下：

一、个人主体以及其他对这个生命有直接重大利害关系的人或组织都必须依其对生命的权限进行行使，否则便是不合法；

二、当个人的生命已没有尊严，活着是对生命和人格的侮辱时，国家确认病人得到正确诊断，也必须确认病人的痛苦的确来自疾病本身确认病人尽到自己应该尽的义务，病人的主要亲属也都同意的情况下，应当允许个人安乐死；

三、个人对生命权的权限应当是只要个人不是罪大恶极，只要他还有求生欲望，就没有任何人有权将他臵于死地，绝不能以所谓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剥夺少数人的正当权益，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四、国家不能容忍剥夺生命的权利由其它主体侵犯，想自杀的人也不能不经过国家同意擅自剥夺自己的生命，否则，如果自杀未遂，国家一定给予惩罚，当然惩罚的方式要因自杀者的情况灵活掌握，这样做目的是限制生命还有意义的人自杀；

五、不会因为经济困难而放弃治疗，立法一定要保证这一点；

六、我国立法机关应当再做民意调查，严密论证，顺乎民意，立法充分尊重个人意愿的神圣性，保护社会道德秩序，积极稳妥地推进安乐死的合法化。

参考文献资料：

1、张田勘。《对安乐死立法难的思考》，山东医科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01； 2.陈礼国。《为“安乐死”立法》，《中国青年报》李铃芳。关于安乐死的伦理思考。湖北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4、胡平。安乐死刑法意义的思考。法治论从，2002年9月第17卷第5期 5.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2月 6.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第2版

有关对待安乐死的心得体会【第三篇】

音乐课是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实施美育的主要途径之一。音乐教学使学生充分体验蕴涵于音乐音响形中的美和丰富的情感，为音乐所表达的真善美梦想境界所吸引，所陶醉，与之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使音乐艺术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启迪智慧音乐是人类最古老，最具有普遍性和感染力的艺术形式之一，是人类经过特定的音响结构实现思想和感情表现交流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形式。识谱是打开音乐大门的钥匙。但在我教小学音乐这短短的半年时间，便有着这样的深刻的体会：音乐重视识谱教育，但学生最没有兴趣，最弱的也是识唱简谱。对于音乐识谱教学，本人根据自我的教学，做了以下几点反思：

音乐学习的各个方面都涉及到听觉的作用，审美主体对于音乐的各种听觉感受本事（节奏感、音高感、旋律感、和声感、结构感、形象感等等）是审美本事的基础。学谱的基础也应当首先放在听觉本事的培养上。听得多了，就自然会有一些音高的感觉，有了先入为主的音高再唱简谱，学生更容易掌握音准的概念。比如，在教唱新歌前我首先让学生欣赏，以听领先。做为音乐教师不能剥夺学生聆听音乐的权力，一首乐曲要让学生经过自我的聆听去充分体会音乐中美和丰富的情感。重“听”的教学，强化“听”的功能。当学生进教室时我用的音乐就是今日要学的歌曲，让学生有个无意识印象，但这种欣赏教师是有意指导，为下一步学好歌曲作好辅垫，这时学生却在无意中学会倾听。在真正要学习这首歌曲前，我又安排了一次有意欣赏，这属于诱导性的欣赏，启发学生：“刚才你们在进音乐教学时听到歌曲是什么情绪的？你听了有什么感受？”……诱发学生联想，指导学生欣赏，从而对歌曲的情绪、节奏、表现的资料等有初步了解，同时旋律、节奏，在学生脑中有必须印象，起到了熟悉旋律等作用。这也是许多教师提出的先唱歌词再唱简谱的方法。但一遍一遍的唱学生很容易分心，也提不起兴趣。所以在听的时候要变化多种形式，在给学生美的感受的同时强化他们听的感觉。

为了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又不让学生厌倦音乐课。首先就是投学生所好，从他们的兴趣出发。所以音乐教学不能再是传统的学习观，提倡学科综合，音乐教学的综合包括音乐教学不一样领域之间的综合：音乐与舞蹈、戏剧、影视、美术等姊妹艺术的综合入手。上音乐课时，我就从学生喜爱的一部动画片的主题曲或影视着手，让学生自主的去感受参与鉴赏。学生主动的参与进来从而教师学能从中，引导学生兴趣的去学习了解音乐的不一样领域。如自我很喜欢这首歌曲就，把你对这首歌的喜欢之情，容入歌曲中让聆听者明白你喜欢这首歌曲。以这种教学手段

引领学生明白音乐不单单只是开口就唱，还要表达人内心的情感。音乐教学要多元化，所以不再是教师教，学生唱。让学生更加喜欢音乐课就要让音乐课堂丰富、多元。充分利用艺术之间的这种相融通关系，充分发挥与运用各种艺术门类的不一样表现手段，整合成综合合性的音乐教学方式，如用形体动作配合音乐节奏，用表演及情节表现音乐情绪，情感，用色彩或线条表现音乐明暗、相同与不一样等等。所以培养学生有正确的审美观与审情趣，先让学生喜欢你的音乐课堂。

学生随着年龄特点及乡镇环境的等因素，造就当地大多的学生行为都十分被动，连提问都是极少数学生举手这样的情景，越到高年级就越严重。教师上课就像是一个人在自演独角戏，别说是音乐课里律动和创编这些环节能让学生主动参与。看到这样的情景我首先从学生喜欢的流行音乐着手，让学生兴趣主动的参与进教学当中来。从这些音乐教学上让学生明白音乐文化价值的所在。一齐探讨流行音乐的发展路程，让学生也以正确的心态去对待世界多元文化。从而把学生的审美观、价值观延伸到音乐教学资料当中来。再让学生用自我所理解的情感来演唱自我最喜欢的歌曲，从而也进一步培养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音乐教学一向在不断改革都是为了学生、学校、社会等充分肯定音乐的美育功能、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作为音乐教师应不断反思，努力提高音乐教学质量。

有关对待安乐死的心得体会【第四篇】

大家好！对于职业选择的看法，我一直有自己独特的理解：

当我们不能随心的选择自己理想的职业时，我们一定要摒弃抱怨，认真做好现有的工作，努力把日复一日的枯燥劳作转化为快乐的体验！在我十几年的教学生涯中，这个信念就像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照亮了我前进的道路，让我一直享受着作为教师的快乐。

有人说，教师这个职业是单调乏味的。每天上课下课、批改作业、辅导后进生，直线型的工作轨迹永远一成不变。

也有人说，教师这个职业缺乏快乐。每天和那些什么也不懂的孩子一块，看着他们把作业本弄得一团糟听着耳边刺耳的喧闹，你永远也别想找到片刻的宁静。

还有人说，教师是清贫的，你无法天天坐到优雅的西餐厅喝早茶，不能穿着流行色让心灵纵情放飞于清风车影中……

这些说法似乎不无道理。然而，一旦用诗意的眼光来对待教师这一职业，一切就会显得那样的美好而充满了阳光色彩。

不是吗清晨，我来到教室，一眼瞧见讲台上多了一束郁金香，露珠闪耀，清香扑鼻，心中的愉悦顿时如初阳般弥漫开来。我故意惊叹的问：是谁把美的天使带到了我们面前？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胡辰雨。到了检查作业的时候，我发现全班就他一个人没写。哦，原来他是怕我责怪，所以就献上了这一束花……在这些可爱的孩子面前，你还能说自己的职业是单调乏味的吗？

中队活动课的联欢会上，正唱着歌曲《中国人》的“假小子”祖文佳跳下“舞台”，模仿着歌星刘德华的演唱神态，走到我和同学们面前鞠躬握手，一不小心却在转身的时候摔了一跤，这时，孩子们赶紧围上去，扶起他，看他脸上挂着泪痕口中还在和大家一块哼着歌曲的旋律……你一定也会怦然心动，报以会心的微笑吧？

孩童时的那种天真烂漫、那种幼稚可笑的一举一动，那双清澈透明、不掺一丝杂质的眼睛，不正被我们当作幼稚而随手抛弃了吗？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应该常用“童心”这面镜子，来审视一下自己日见风化了的心灵，在童心母爱般的情怀中，在风雨如注的日子里重新获得心灵的平静。

和朋友们聚会时，他们往往羡慕我：“还是你好一年有两个假期，工作稳稳当当。”对此，我总是报之一笑，也不愿解释，说多了，他们会以为我是言不由衷。要说工作量，教师的苦和累也许只有教师自己才能体会得到。然而，我也能在日复一日平淡、平凡的工作中不断找到新鲜、新意的无限乐趣。课堂上，我是知识海洋的领航员；课堂下，我是生活的先知也是孩子们的知心朋友。作业本上，我用广博的爱心抒写着鲜红的心迹；测试卷上，我用公平和细腻描绘明天的憧憬，勾勒出前程的锦绣。黑板上吱吱叫响的粉笔，挥洒出孩子们灿烂的童年，键盘上飞舞的手指，敲击着孩子们求知探索的欲望！我虽没有值得炫耀的特权，没有让人仰慕的地位，没有优厚的待遇，却用我的青春和赤诚谱就了一曲“百年树人”的高歌。我自豪着，快乐着，我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可能终其一生，作为教师的我也无法成为千万富翁、百万富翁，但我又是富足的，当我看着书桌上那高高的一摞获奖证书和一本本刊登着自己文章的杂志的时候，当我听到孩子们真诚地赞美和学生家长发自内心的感谢的时候，心里边涌上的那种自信与惬意相信不会比他们差吧！每天，当我沐浴着暖融融的阳光向课堂走去时，我就会在心里默默地想：这又将是一段充满了挑战和快乐的旅程，在这段旅程中，只要我用阳光般的情怀去拨动孩子们的心弦，一定会有智慧之光如诗歌般生生不息的闪现，一定会有动人的旋律响彻我和孩子们明丽的心空。徜徉于诗意的憧憬之中，我的心中便充满了快乐，课堂上，我用这种纯粹的快乐润泽着我的学生们，他们也就总能回报我更多的阳光和激情。

朋友们，生活就是一首诗，工作也一样。每一种固定的职业除了给我们带来稳定的收入以外，还应该为我们带来生命成长过程的快乐和人生价值的实现，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两者更让我们崇敬和值得追求的了。为了让我们自己和孩子们都能拥有成功的人生，请做一个诗意而快乐的教师吧！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