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汇总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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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开放包容【第一篇】

学者许倬云先生说，“中国文化真正值得引以为荣处，乃在于有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返顾中国文化发展的轨迹，最可注意的是其兼容并蓄的胸怀；为此中国人遭逢外来异质文化时，常常能够吸收其精华，融入自己的文化体系。”

先说容纳之量。“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中国文化是包容的，不会要求你必须和它一致。《礼记》上说，“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如果有人愿意了解中国文化请主动来学，中国人不会“好为人师”，更不会主动地推销自己的文化。

英国哲学家罗素也是如此评价，“中国人没有兴致改变外国人的习惯，更没有我们西方人那种想给猴子穿上硬撅撅的衬衫、塞到裤子里、放到动物园观看的兴致。而且，一般来说，中国人对彼此也包容宽厚。跟中国人聊天的时候，你能感觉得出来，他们试着去了解你，而不是去改变你，对你横加干涉。”

中国文化是开放的，它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尤以盛唐，最具开放包容的恢弘气象。王维诗曰：“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首都长安成为那个时代中外文化汇聚交流的中心。长安的大街上，陈列着世界各国的货物，随处可见肤色各异的商人和求学者。

再说消化之功。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国文化之所以如此博大精深、精彩纷呈，就在于它十分重视外来文化并加以消化、吸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最为人们所熟知，佛教传入并成为中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例证。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第二篇】

1、“天地者，生之本也”的农耕型文化特点。

千百年来，人们生长作息于“黄土地”，把土地当作自己的命根子，在一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悠悠岁月中，炎黄子孙养成了一种踏实诚恳敦厚笃实的性格。土地观念是农耕型文化的核心，因此，在我国古代每个村社都有土地庙，都要敬奉土地神，皇帝每年都要到天坛、地坛祭拜天地，象征性地躬耕，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农业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规律，要求人们事事脚踏实地，不违农时，循序渐进，却忌好高骛远，脱离实际，拔苗助长是不行的。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实用文化的特色。如在科技方面，最突出的是兵、农、医、艺四大实用文化；在人文方面，重视伦常日用，而不企求来世与天国；在思维方式方面，强调“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精神。

农耕型文化把人际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作为理想目标。孔子高弟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中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在民族关系上，我们的祖先历来推崇文治教化，主张：“协和万邦”，形成了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传统。小农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市场需要而是为了自给自足。为了保证这种简单再生产的顺利进行，需要的是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强调个人必须服从社会、群体的利益，否定个体的独立意识，将个人融化于群体之中。

农业社会靠天吃饭，在天人关系上，不强调其对立的一面，而强调其同一的一面。所谓“天人合一”，就是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小农生产所追求的是满足自身需要的使用价值，而不是经商赢利的交换价值。因此，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平均”思想。儒家讲“不患贫而患不均”，墨家讲“兼相爱”、“交相利”，都符合小农的“平均”思想。另外，小农生产规模小、狭，生产过程简单，生产秩序稳定，因而人们常常处于自我满足的状态，缺乏开拓精神与竞争意识。

2、“先祖者，类之本也”为血缘纽带的伦理型特点。

原始人群、母系氏族、父系氏族社会都是在血缘亲族的基础上形成的。敬祖孝亲、承宗接代、绵延世泽的“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治秩序的核心观念。

夏、商、周的宗法制度是从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脱胎而来的。周王自称天子，即上天的儿子。他既是政治上的共主，又是天下的大宗。其王位由嫡长子继承，嫡长子的兄弟们则受封为诸侯或卿大夫。宗法制度不仅适用于同姓贵族，也适用于周朝分封的异姓贵族。同姓贵族之间是兄弟叔伯的关系，异姓贵族之间为甥舅亲戚关系。无论是同姓贵族或异姓贵族，都用血缘纽带联结起来，成为一铺坚韧的巨网。

孔子如此重视孝道，主要是要运用血缘纽带来维护传统社会的礼治秩序。汉武帝时，董仲舒根据他的“阴卑阳尊”的神学理论，提出了“三纲”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居主导地位，阴居从属地位。因此，君臣、父子、夫妇都成了统治与服从的关系。“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这样一来，就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说成是上天的安排，是神圣不可侵犯和永远不可改变的了。

“三纲”是一种“身份取向”，“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适在“身份取向”条件下各种人际关系的永恒道德规范。从总体上说，“三纲五常”是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学说和“礼治”思想的发展。后人因而统称之为“纲常名教”。它实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礼治秩序的总纲。

中国封建社会的人际关系被概括在两个“五伦”的公式中：

Ⅰ天、地、君、亲、师 Ⅱ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

前者是五伦的本位，后者是五伦在人际关系上的推广。《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关羽、张飞是政治关系，君臣关系，为什么要桃国三结义，成为拜把兄弟？因为只有建立这样一种亲族兄弟关系，才能找到一种比他们那种政治关系更可靠的纽带。

在封建时代，中国有两个最高的价值准则，一个叫忠，一个叫孝，忠是政治概念，自愿的服从和追随就叫忠。孝又叫肖，即效仿，子女追随服从父母就叫孝。忠孝的观念，在今天仍然存在，只是在形式上有些变化。例如，我们常用“听话”这个词，评价一个好下属，一个好孩子。听话是什么意思，当它作为一个政治价值时，无非就是“忠”，当它用来评价小孩子时，无非就是“孝”。

3、“君师者，治之本也”的君师合一的内圣外王型文化特点。

中国封建社会里，政治权力的最高代表是君王，伦理权威的最高代表是圣人。君师合一，就是政治与伦理合一。儒家讲求的内圣外王之道是君师合一的理论体系，也就是“伦理——政治”型文化范式的基本架构。

孔子的“礼”属于外部制约，“仁”属于内心的自觉。“礼”讲的是客观的社会规范，“仁”讲的是主观伦理修养，后者即所谓“仁”学，或“内圣”之学；前者即所谓“礼”学，或“外王”之学。在孔子那里，两者是浑然一体的。

孟子讲的性善论、养气论、仁政论等，都是把重点摆在个人修养上，即摆在“内圣”上。《大学》则强调以个人修养为出发点，全面阐发了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到了宋朝，程朱理学以“内”为本，以“外”为末，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内圣”路线。这样，在价值取向上，就特别重视道德的培养。它的积极的一面是尊德性，重气节，鼓舞人们自觉地维护民族利益和社会正义，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直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这种伦理型文化哺育下的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中，曾经涌现出无数英雄人物，他们在与内外黑暗势力的搏斗中，一往无前，坚忍不拔，在国家存亡绝续的历史关头，表现为凛然正气。如，齐有太史简，晋有董狐笔，秦有张良椎，汉有苏武节，蜀有出师表，宋有岳飞魂，晋有渡江楫，南宋有状元宰相文天祥的《正气歌》等，他们在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的文化气质与道德情操，永远激励着后世的仁人志士。但是，这种伦理型文化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就是片面强调道德的培育，而忽视知识的研讨与功利的追求。这种文化观念发展的结果，在知识分子中蔚为空谈心性，轻视实践的风气。一味向内心寻觅“天理”、“良知”，而无心于向外探索，终至堵塞了追求知识，发展科学，改造世界的道路。

儒学到汉代定于一尊以后，已具有准宗教的性质，君师合一，实际上起着政教合一的作用。一方面，皇帝被称为天子，代表上帝。另一方面，皇帝又独尊儒术，礼拜孔圣人。君师相依相护，有利于封建国家的安定。中国的儒学提倡贤人作风，缺乏智者气度，跳不出“内圣外王”的窠臼，因而妨碍了科学思维的发展，阻滞了向近现代文化的转型的过程，其内向性、封闭性的消极作用，未可低估。这种消极作用，也表现在建筑文化上。如中国传统住房的特点是构建一个四合院，采用封闭式的环形结构，从形制上体现了这个家族的排他性。用高厚的围墙，把住宅与外界屏隔开来。旧式四合院的中心建筑是堂屋，这个最大最好的堂屋，通常不住人，而是作为整个家族权力的象征，中间供奉祖宗牌位，并且是家族会议的议事所。堂屋周围的侧房和厢房，才是住人的房间，辈份较高者住在右侧(古人尚右)，辈份较低者住在左侧，四合院把这个家族作为一个独立的血缘单位、经济单位于外部社会隔离开来。北京的故宫尽管是皇宫，在形制和功能上实际恰也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型四合院。中国古代的城市是四方城。长城也是一种空间上扩大的四合院，古人建长城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防御外族，也是为了隔断华夏与外族的关系。所以在中国，家是四合院，城是四方城，国则有长城。杭州的胡雪岩故居也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这里有一个很令人深思的历史问题，至今未被历史学家注意。

以上从“农耕文化、血缘纽带、君师合一”三个方面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基础、价值取向及其特殊品质，其中，天地是农业经济之本，宗亲是血缘关系之本，“君师合一”是伦理政治之本。

中华文化本身是多元文化长期融汇而形成为一体的。它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对于我们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具有坚韧的凝聚作用。它的多元融汇进程对于我们接纳和消化异质文化也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这些优良传统值得我们格外珍惜。但另一方面，以儒学为中心的伦理型文化具有向内追求和自我封闭的倾向，其消极面至今还造成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心理障碍，对此又不可不加以批判和改造。

汉族文化详解【第三篇】

在汉族社会发展的历史上，封建社会漫长是一个突出的特点。虽然中国古代社会分期的学术讨论进行了差不多半个世纪，至今仍无完全一致的结论，但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已进入封建社会，则已基本上得到统一的认识。

关于汉民族何时形成的问题，学术界较为普遍的看法认为汉族是以先秦的华夏族为核心，在秦汉时期形成为统一的民族，至1840年，经历了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的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1840年以后至1949年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得到新的发展；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与中国各族人民一起逐步发展为社会主义民族。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兼并六国，在“大一统”中，华夏民族也从分散走向了统一。秦王朝建立后，秦始皇采取了推行郡县制，规定“书同文字”，统一货币、度量衡和“车同轨”、“行同伦”，以及筑长城等一系列的措施，统一和稳定华夏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国家统一的条件下，汉族形成了统一的民族。

秦统一以后，华夏的族称仍然沿用。但原属山东(崤山以东)六国之民，已同为秦朝“黔首”。秦虽国祚短促，然而西域(包括今新疆)诸族、匈奴至汉代仍称中原人为秦人。而汉王朝从西汉到东汉，前后长达400多年，为汉朝之名兼华夏民族之名提供了历史条件。另外，汉王朝国势强盛，在对外交往中，其他民族称汉朝的军队为“汉兵”，汉朝的使者为“汉使”，汉朝的人为“汉人”。

于是，在汉王朝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鲜、服西南夷、收闽粤和南粤，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空前频繁的各种交往活动中，汉朝之名遂被他族称呼为华夏民族之名。吕思勉说：“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吕振羽则说：“华族自前汉的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汉族。”总而言之，汉族之名自汉王朝始称。

东汉以后，中原大乱，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四分五裂，到处是封建割据，到处是纷争战乱。在大分裂、大混战、大动荡之中，各民族或部族四处流徙，北方匈奴、鲜卑、乌丸、氐、羌纷纷入主中原，史称“五胡乱华”，江汉地区的部分蛮族也涌进中原，在中原地区形成汉族与匈奴、鲜卑、乌丸、氐、羌及蛮族交错杂居的局面；而北方汉族人民又大批南移；史称“衣冠南渡”，在长江及珠江流域形成汉族与蛮、俚、僚等南方少数民族或部族交错杂居的局面。但他们大多已被汉族同化，丧失了本民族的特点，变成了汉族的一部分了。

传统文化历史起源【第四篇】

原荒时代，先民知识未开，见大自然各种现象，如地面上的山川河流，气候变化的风雨雷电等等。因不了解，而心生疑、恐怖。对于这些疑惑要想获得答案，只有去向「巫」就教。巫对于这种现象，经过观察，思考，分析等过程后做出的结论是风有风神，雨有雨神，雷有雷神，电有电神，其它日月星辰山河大地无不是各有一位神在主宰。神主宰论，现代人看来太不科学，太迷信了。但谁敢保证当代科学家对宇宙现象所做的解说，等千年以后，不会被推翻而指为迷信，反科学的呢？

另外，人类有两件事情无法自己处理，必须要求助于他人。一是生理的，人没有不生病的，人生了病必须要请医生诊治。二是心理的，人要做一件事情，事前总是患得患失，东想西想，犹豫不决，这时必须要请教他人提供意见作参考。现在的人当然知道，生了病要去医院诊疗。心中有犹豫不决的事，要请教至亲好友，或者向专家咨询。在原始时代，这两件事发生了，求助于同一人，就是「巫」。由古「医」字写作「医」，及卜筮的「筮」字可做证明。